史学理论三个部分 王爱卫：朱希祖的史学史研究及其《中国史学通论》(2)

朱希祖编写这本史学史讲义，很可能是受到了文学史讲义的启发。早在1916年，他任文科教授时，就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内容文史不分，涉及了许多史学发展演变的问题。1919年，他兼任史学系教授，思想已发生很大变化，主张文史独立，其史学史讲义的许多内容是从文学史讲义中抽绎出来的，与文学史讲义的联系非常密切，只是某些观点和视角发生了变化。

作为多年使用的讲义稿，变换名称和不断补充新内容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名称的变化可能就意味着内容的不同。朱希祖回忆说：“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Lamprecht（引者注：兰普雷希特）的《近代历史学》……”而《中国史学概论》中的《论历史之萌芽》上、下两篇就是有关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理论的介绍和运用。可以推测，《论历史之萌芽》的撰写不会早于1920年夏。可见，史学概论是在史学史讲义的基础上增添了“与西洋史学相比较”的新内容，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已经不完全等同于1919年的史学史了。

1922年2月，他在《随笔》中这样写道：“前月编《史学概论》，述《中西纪事》一书，不知撰人姓名，兹阅《谭复堂日记》谓《中西纪事》为当涂夏燮嗛父撰。”在民国十一年九月八日（即1922年9月8日）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又说：“《中国史学概论》一书为史学系所编，自谓稍有精义，且为近时所作，已成三分之二，今年冬可以脱稿。”由此可知，朱希祖的这本史学史讲义并非“民国八九年间”的“急就之章”，而是一本历经多年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论著。

这部讲义稿直到1942年应女婿罗香林之请，才决定出版。朱氏一向谦虚谨慎，自认为“此书谬误脱略之处尚多，终非完书”，要出版的话，还需要稍作修改。而罗香林却劝阻他不必修改，说：“世界无完书，以孔子之史学，今日议其非者多矣，以康德之哲学，今日议其非者亦多矣，然终有不可磨灭者在，不如仍原书之具，以表囊日之造诣如此。”序朱希祖认为此说确有道理，于是，顺从了罗氏所言。由于出版时间已至此，《中国史学通论》往往被列入20世纪40年代的史学史成果之中，使得人们不能真正认识此书的意义所在，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三、影响较大的创见

朱希祖说：“余编讲义，不取浮词泛论，亦不取新式铺排”，其中的“绝大问题、重要断案，皆出自余之心得”，这就使得《中国史学通论》“文简意富，珍义如珠玉，络绎不绝”。序兹将其影响较大的创见分别进行论述：

（一）关于“史”字之释义

朱希祖开篇即探讨“史”字之形义，举出许慎、戴侗、吴大澂、江永、章太炎等诸家之说，并作了进一步分析说明。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戴侗、吴大澂已提出“中为简册”，江永、章太炎也持这种观点，而且“引证始更确实”。朱希祖认为“史”为“记事者”是合乎理解的，但“中”非“正”也。他依据江永和章太炎的说法，阐释出自己的观点：“又，为右字……中为册字，右手持册，正为书记官之职。”由于古文“册”字的写法与“中”类似，所以，“后世误认为中正之中”，然“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史”字从右从中，是“以右手持册之记事者”。朱希祖还驳正了王国维对“史”的解释，王氏在《释史》篇中取日本饭岛忠夫说，认为“中”为盛算之器。朱希祖认为这种说法适宜于周制，最初造字的时候，并没有“盛算之器”，“史之本职，仅为记事，历数属史，皆为后起。”所以，他不采王说。后来，王国维也重新修改了《释史》一文，并兼采了朱希祖的说法。周谷城认为朱希祖的解释“于义颇谐”，但与甲骨文中的“史”字相比，“于形为不合”，所以，他仍采王说，认为“史”为手持盛算之器，为记录的象征。虽然周氏不完全赞同朱希祖的说法，但也可以表明朱氏观点的影响之大。后来的许多史家在探讨史学问题时总是毫不例外地解释“史”字，比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和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等，他们或采纳朱氏的说法，或将其列为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