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三个部分 王爱卫：朱希祖的史学史研究及其《中国史学通论》(3)

（二）“书记官”与“历史官”

关于中国古代史官的职责问题，朱希祖提出了“书记官”一说，认为：“记事者即后世之书记官”。比如，仓颉为黄帝史官，但“惟此史官，为书记官，非历史官，必须严为分别，不可混淆。”历史官与书记官有本质的区别，历史官是以后引申出来的。先秦时期的史官仅仅“掌管册籍起草文书”，所以，只是书记官，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或秘书长。他强调说：“因果之关系，时间之观念，为历史最粗浅之条件”，因此，“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远古史官的记录远不是历史记载。

他认为《春秋》应该算是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而“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历史之记载，必萌芽于太史”，“汉之太史，至后汉时尚专掌星历，奏时节禁忌，记瑞应灾异……后汉之时，尚无历史官专职也。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梁、陈二代，又置撰史学士，历史官之专职，盖始乎此。”所以，“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至于刘知几的《史通·史官篇》中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他对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的详细考辨，是一种颇为新颖的见解，启发了众多史家的思维，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大钊在他的《史学要论》中，也探讨了史官的职责，采用了朱希祖的“书记官”之说。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都引用了朱希祖的说法。当代台湾著名史学家王尔敏说：“史官原始，本掌秘书之任”，朱希祖所言的“史官掌秘书之职司，为近世学者普遍承认，毫无疑义”。

（三）“名”与“实”

名实之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刘知几在《史通》的《题目》、《称谓》等许多篇目中都论及名实问题，强调“名者，实之宾也”，即名称必须依附于具体内容。朱希祖在考察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时，也同样注重核其名实，考其源流，且力图探明史学发展进化之迹。史学理论三个部分他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史籍“体例淆乱，名实纠纷”，“《尧典》、《皋陶谟》虽无纪传之名，已有纪传之实。”“陈寿《三国志》、路振《九国志》，名为国别，实则纪传。”“司马彪之《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实为后世地方统志之权舆。”

关于司马迁立《秦本纪》、《项羽本纪》的问题，刘知几认为名实不符，因为“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然而，“赢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项羽僭盗而死，没有成为国君，虽号西楚霸王，然“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史学理论三个部分”而朱希祖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名实纠纷中更应该重视“实”，也就是说，要以历史人物的实际作用来决定其该入本纪或是世家。他说：“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为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为本纪。必欲称项羽为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子玄以成败论人，实非公论。”他还分析了本纪的内涵：“述其祖宗曰本，奉其正朔曰纪。”认为刘知几“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实际上对于本纪二字之义，尚未了然也。

（四）关于史籍分类

最值得称道的是，朱希祖以新的视角和标准将古代史籍加以分类。他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几的“六家”之说，把古代史书分为两大派别，一是推理主义，二是记述主义。由于推理主义不发达，故略而不再细分，而将记述主义又分为6类：1.编年史（以时区别者）、2.国别史（以地区别者）、3.传记（以人区别者）、4.政治史与文化史（以事区别者）、5.正史（混合各体者，有通史；断代史）、6.纪事本末（以事之本末区别者）等。其分类简明通俗，便于检寻，给后学以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