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改革的比较(3)

1931年3月初，临时中央派夏曦来到洪湖，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把反对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全部打成“改组派”、“第三党”、“特务”。会议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cmc的成员由来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包括ncb代表、cmc执行人员（主席、副主席、秘书和司库），测试实验室委员会（ctl）主席和秘书，iec顾问委员会（例如acos）、安全顾问委员会的代表，iec的秘书长。

第二、关于监察机关。

发布会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强化巡视巡查监督、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8个方面，回顾总结过去一年来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情况。根据1928年12月16日云南省临委给中央的报告，蒙自3人（马照、杨达经、武焕章），铁路2人（刘林元、戴德明），矿山1人（李鑫），石屏1人（杨东明），马关1人（李静安），昆明1人（浦光宗），易门1人（黄洛峰），少共（即共青团）1人（吴澄），旧特委2人（吴缉熙、刘玉瑞），指定参加的工运委员2人（陈廷羲、陈家铣），迤南区委员1人（杜涛），共17人出席这次大会。以上17名代表的身份，与云南省临委给中央的报告情况相符：蒙自3人（马照、杨达经、武焕章），铁路2人（刘林元、戴德明），矿山1人（李鑫），石屏1人（杨东明），马关1人（李静安），昆明1人（浦光宗），易门1人（黄洛峰），少共（即共青团）1人（吴澄），旧特委2人（吴缉熙、刘玉瑞），指定参加的工运委员2人（陈廷羲、陈家铣），迤南区委员1人（杜涛）。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党内的不同政见。

党内在决策问题上、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不同意见应该自由、平等地展开讨论、争鸣。不能求得共识时，以少数服从多数来进行决策。决策错了，可以召开党代表大会纠正。列宁领导的6年，党内有很多派别。列宁反对派别活动，但是赞成党内民主自由，从来没有把谁打成反党集团。从斯大林开始，把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打成反党集团，人为地加深、加剧了共产党党内的路线斗争，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和影响。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又一个大的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健康地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要求。苏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如布哈林、沃兹涅先斯基等都看到了计划经济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意见。但由于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也与当时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有关，他们都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集团、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被开除党籍，还被枪毙。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变种，是资产阶级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并对苏共党内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人，扣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

第二个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与劳动大众的矛盾

过度集权的体制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集团。根据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巴黎公社开创了两个原则，一是主要领导干部选举产生；二是领导干部和工人工资平等，工资待遇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而斯大林搞的是等级授职制和高薪特权制，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苏联在斯大林中期（1935至1936年）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托洛茨基曾提出过，苏联出现了一个工人官僚阶层。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成《新阶级》一书，也认为南斯拉夫出现了新阶级。这些说法，未必准确，有争议。我琢磨了很久，可以不用“阶层”、“阶级”这些词，而用“官僚特权集团”较为合适。

苏联出现的官僚特权集团，显然是受封建等级制度影响的产物。苏联在分配方面，对群众实行“左”的平均主义，对领导干部实行右的封建主义等级制。这个官僚特权集团从计划经济体制内获得了很多好处，害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风险，害怕失去他们的利益，所以就以马列主义为招牌，打着意识形态的幌子，维护自己的特权，成为反对改革的阻力。如果苏联这些党政领导干部知道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可以不伴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转去搞市场经济体制后，从权钱交易中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那样他们可能也会赞成市场经济的。

第三个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

因此他推行政策改革，在国内实行经济重建和开放性政策，下放中央权力，最终导致苏联党内和社会思想混乱，军队倒戈，苏联解体。明乎此,再考察苏联电影实践,不难看出,其不仅相对真实地记录了社会主义时期苏联人民所经历的“革命”与斗争的历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苏联导演们亦有意无意地挣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对无产阶级世界观与现实的维护与歌颂,逐步展露出主体对现实的批判锋芒与价值重组。陈，搞民族虚无主义,后期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但这些问题又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搅和在了一起,分歧也越来越多,如他在批判旧道德时,西洋民族一切都是“高尚”的，走上社会。

总之，这三个矛盾长期不能很好解决，导致了苏联经济、社会政治、民族三大危机。

我们看到实行了紧缩以后，危机国家经济逐渐出现了企稳回升，从经济增长来看，一两年后相关的国家经济增长都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2001-2005年期间危机国家美元计值gdp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因为它经过了货币的贬值，过了几年之后把货币贬值也挽救回来了，这一次危机尽管也是整个经济不景气，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受到一定的拖累，但是整个压力市场新兴市场经济，还是在整个新兴市场经济里面增长比较快的，还是呈现了比较强的韧性。20世纪5060年代，美苏争霸：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打压苏联。周恩来、毛泽东的“四三方案”和邓小平、华国锋的“八二方案”在整个70年代构成了一个12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入，那就比50年代多了，就是50年代的两倍半了，那任何外资进入都会转换成外债外债都会表现为财政赤字，财政赤字都会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就导致就业下降，我们过去不说失业，我们过去苏联停止外资的时候，停止资本投入的时候，我们遭遇的1960年那次危机，那次危机有多大失业规模呢。

社会政治危机：党的威信下降，很多人对党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满，要求实行多党制。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工人罢工、怠工增多。

1991年12月，俄罗斯等11国领导人签署《阿拉木图宣言》苏联完全解体，战后存在40多年的两极格局崩溃。国内外的一些资料对产地的介绍，特别强调波罗底海沿岸及多米尼加。因为我们党是为我们民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进行了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签署《双十协定》做出大的努力与让步，为了争取民族早日独立而进行的生命与鲜血的斗争，为了民族的发展而团结各个积极的民主党派，包括那些曾经与我们为敌的人。

于是，上述“三个危机”导致了苏联的“三个死亡”：亡党、亡国、亡社（社会主义制度）。

四、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的“和平演变”？

波兰出现团结工会闹事、罢工，实际上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长期不民主，漠视工人福利、意见和要求有很大的关系。波兰军管结束后，团结工会在1989年6月议会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原来与统一工人党合作的民主党和统一农民党也与统一工人党分手，但是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群众认为它们是附庸党，缺少独立性。然而我们只从“左”的方面总结了波兰的教训。有人由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也不能给民主党派过大的权力，否则容易出乱子。可是，我们应该看到，用压制民主、限制自由的办法一时可以奏效，但不是长远之计，最终将会把矛盾激化。西方多党制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有影响？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不充分。东欧的波兰、捷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这四国也实行多党制，但民主党派长期都是共产党的附庸，不能真正对共产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在群众中也没有威信。当东欧剧变时，民主党派大都作鸟兽散。有一点值得注意，东欧新执政的党都不是原来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党。

西方的和平演变，一靠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后盾，二靠市场经济，三靠多党制，四靠文化自由。因此，对付西方的和平演变，我们要有正确的对策。靠什么？一要把科技搞上去。二要自觉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创造条件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对党的高层领导人能实行有效的监督，充分发挥党的最高监察机关的有效作用，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充分发挥其权力制衡机制的作用。四要坚持文化“双百”方针，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对民主自由的属性要全面地看。民主自由固然有其阶级性，但也有它本身质的规定性。不符合这个质的规定性，那种民主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例如选举，应该是自下而上提名、有差额的选举，有竞争的机制。我们的民主需要完善，要逐步创造条件扩大差额选举的使用范围，既要发挥协商制的长处，也要重视差额选举制的优点，要把两点的长处结合好，形成更大的政治优势。

当然，中苏两党两国的改革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不同。苏联改革导致三个灭亡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作为借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该从苏共、苏联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在大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全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样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面的胜利。

*此文是作者1998年1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