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改革的比较

在当今世界局势出现重大动荡、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暂时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分析国际风云变幻的种种表现，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认清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决不会为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地区遭受挫折而改变。公社的失败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吸收和归纳了历次工人斗争的经验与成果,发展到夺取政权,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运动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普选运动以及1848年提出的建立“社会共和国”的主张,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必须要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为无产阶级运动起到示范作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也不可能阻止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仅靠无产阶级自发的阶级觉悟远远不够，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将为其之后的历次革命提供借鉴.”因而它既不可能取得胜利.但公社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巴黎公社是19世纪初期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峰和总结,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以往的共和要求,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每学期开学初我校都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第一课，其中，有组织学生重温形势教育课的内容，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发展进步，感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阻力，树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的志向，培养爱国情感和爱国意识。

正是在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影响下，东欧和苏联纷纷“改旗易帜”，共产党的领导被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被改变。在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制现象时，许多人将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僚化与经济管理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就曾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批评一长制和泰勒制，因此，人们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齐世荣先生首先讲话.他说：“1997年,中国***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距今80年前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把这两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观察,是很能发人深省的.”他谈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着重结合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指出中苏两国都曾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多次犯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错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中外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作为这一理论基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遵循这一理论,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起来.这一理论虽然是根据中国国情得出的,但对今后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方那些原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会有参考价值.他强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一种已经僵化、但又长期不改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绝非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俄国无产阶级所开辟的航路,今天正由中国***人继续行驶下去.现在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下一次高潮不会以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大地的胜利为契机而兴起吗。

一、苏联东欧变化对我们党较大的三次影响

第一次影响是在1956至1957年。开始毛泽东是想从苏东变化中吸取教训，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鉴，重、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等十大关系要作较大变化。党的八大也指出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但是到1957年时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波匈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东欧国家没有抓阶级斗争。于是，毛泽东开始转向抓阶级斗争，造成了反右派的扩大化以及1958年后的“大跃进”。总之，第一次苏东变化，开始我们是想吸取它的经验教训，但是很快就变了。变的结果，是1957年以后我们在某些方面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左”，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深重灾难。

第二次影响是因为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闹事、罢工，波兰实行了军管。1980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端正路线的关键时期，特别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个人看法，应把这篇讲话视为整个改革的纲。可是这篇讲话发表后，发生了波兰事件。中央一些领导人据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一搞就会乱。

到1986至1987年，邓小平又一次感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因此他又一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已经收进《邓小平文选》的8.18讲话，又重在198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其目的是为了唤起全党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着手，带动全面改革。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又专门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提示：“大跃进”运动是在 1958 年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毛泽东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片 面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而发动的。a: 南方谈话b: 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c: 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d: 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遗憾的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严重不足，骄傲了，轻敌了，我们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犯了错误，吃了大亏，留下了严重教训。

“左”倾思潮在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文章从认识论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着重批判了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唯心论和先验论。

二、关于苏东改革与中国改革比较研究的几点看法

能不能正确吸取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苏东改革和中国改革的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苏东改革失败了，导致三亡：亡党、亡国、亡社（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导致三兴：兴党、兴国、兴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大约只有3600万党员，现在发展到5800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实力大为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苏东改革为什么改了40多年，最后导致了三亡呢？对此理论界流行三种观点，这些观点我都不同意。

第一种观点：认为苏东改革失败，关键在于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改革，从赫鲁晓夫起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长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因此葬送了苏联。这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这种看法认为，苏联的变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鼓吹“三和”（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把苏联搞亡了。有人认为，苏联改革失败，“第一位掘墓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最后的埋葬者。中国改革成功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个看法是对的。但反过来说，赫鲁晓夫的作法应该怎么看？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揭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并不公正，确实一度引起思想混乱。但从其基本经济政策来看，赫鲁晓夫主义仍然是“左”，不是右。这个有关是非的认识问题不解决的话，就不能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实际上赫鲁晓夫路线是形右实“左”，少右多“左”。赫鲁晓夫不是苏联的第一个掘墓人，而是斯大林之后苏联的第一个改革家，如果要说是“改革家”的话，他是一个蹩脚的、不高明的、不成功的改革家。斯大林“左”的东西，他并没有改掉，只作了局部修补。正因为斯大林“左”的错误长期没有得到改正，才导致了苏联后期的右。从赫鲁晓夫到1987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一直是“左”。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半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到1987年11月他的《新思维》一书出来后，才开始转向右的方面。

第二种观点：把苏联剧变仅仅归结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人认为苏联是被党内外三种资产阶级力量联合起来搞垮的。一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二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势力，即所谓民主派；三是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不忘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好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一些倾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撤换下来了。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是警惕右，又防止“左”，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国根深蒂固的还是“左”。说苏联是资产阶级联合搞垮的，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苏联在1936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长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1991年剧变以前，苏联并不存在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不能说苏联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靠戈尔巴乔夫等一两个领导人就能够把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2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悄悄搞垮吗？这不能让人信服。说西方对苏联、东欧搞和平演变，不错。西方也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得逞，在苏联、东欧却能得逞？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还要分析更加深层的内部原因。

第三种观点：认为苏联失败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中国成功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应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慢半拍、浅三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个观点带有很大的误解。苏联失败，不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而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方向。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弊病的根子在政治体制，按理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全面发展，取得成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先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正是因为从三中全会起，首先改革政治体制。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不是三中全会打破新的个人崇拜、新的个人集权，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能端正路线吗？中国的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而三中全会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随后，1980年开始实行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分开，党的主席不再兼政府总理。近20年来，中国的改革，一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腐败越来越加剧，老百姓反映极为强烈，有的地方“怨声载道”。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不能说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改革在大的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没有关系。在有的方面确有进展，如公务员制度、人事制度改革、基层民主等，这都是必要的，应当充分肯定，也需要坚持下去。但是在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马上转向搞市场经济，钱权交易现象必然加重，腐败必然加剧。

苏联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单一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合力论来解释。从1991年起，我就这一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我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有12个原因：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原因为主，大的决策有错误；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原因为主，上层领导出了问题；浅因与深因，深因为主。浅因，如民族矛盾没处理好。深因就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很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不发达国家的党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应该正确处理四个“主义”，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这四个主义大体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封建主义糟粕比发达国家多，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比发达国家少。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掌握好它的特殊规律，应该着重铲除封建主义糟粕，适当利用资本主义成果，不能急于建成“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建成共产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都犯了错误。从根子上说，苏联共产党受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教条主义的影响表现在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发达国家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简单地搬到苏联来。封建主义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封建君主专制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很深。长期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难以改正，到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