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2)

政治学“求理”和“致用”之双重价值在学术研究中主要是通过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方法得以实现的。规范研究承载着政治学“求理”的价值定位，它通过对各种政治现象，包括国家、政党、政府、公民等政治主体和制度、体制、决策、行为等政治客体的“好”与“坏”、“善”与“恶”的研究和判断，力图解决政治生活中“应该如何(ought to be)”的问题。规范研究赋予了政治学以逻辑性、学理性和系统性，因而也被称为价值研究或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求理”的规范研究一般不直接的指向社会功效，而是基于研究者纯粹的学术旨趣和学术情怀。实证研究承载着政治学“致用”的价值定位，是研究者紧贴社会政治实践的需求，针对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问题，围绕政府重大的政治决策的动态性研究。实证研究通过现场观察、数据收集、模型建构、量化分析等方式得到“是如何(to be)”的事实判断，体现了政治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因而也被通称为事实研究或应用研究。实证研究者的直接动机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基于高度政治认同的政治义务感。基于上述，对政治学两种价值的思考和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思考不可分割。

政治学学科是以“求理”为重，还是以“致用”为先，并无一定之规，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学界周知，西方政治学自古希腊迄今两千多年来走过了一条“求理”研究主导—“致用”研究主导—两者相依共生的发展路径。中国政治学复建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也形成了清晰的变动轨迹。很多研究者以量化分析的科学方法再现了这一轨迹④：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最初的几年间，政治学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是“求理”。其表现在规范研究压倒性地多于实证研究，个案访谈、现场观察、量化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鲜有运用。近1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政治学年轻研究群体的崛起，尤其是很多的海归政治学人的加入，同时也回应着国家政治发展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实证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的态势迅速形成，与规范研究比肩而行。中国政治学的实证探索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发展壮大、方兴未艾。

现阶段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推崇规范研究以“求理”，还是推崇实证研究以“致用”？学界虽未形成有规模的论争，但我们已经清楚地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随着国家政治活动已经由统治转向了治理，政治学应该通过实证研究凸显“致用”的价值定位，为国家治理实践出谋划策。而规范研究在本质上更适用于思想启蒙和方向引领，所以在现阶段应该让位于实证研究。相反的看法是：“求理”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在任何时候都有着首当其冲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求理”的基础研究提升政治学的学术品格，决定政治学学科的厚度和高度，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处在一个继续改革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基本制度的完善，还是许多中观层面制度的建立，都需要学理的依据和价值的导引。所以，政治学在现阶段仍应高度重视规范研究。

如前所述，承载学科价值的研究方法何者为要没有绝对答案，它应该被置于由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来判断。现阶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一就是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目标早日实现。所以，如何更有利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如何有助于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问题是思考政治学两大研究方法何者为要的最高标准。

政治学规范研究的当下重要性体现在：

第一，规范研究是推动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最直接方式。因为：(1)规范研究为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奠定了厚重的基础。规范研究是研究者对政治现象本源的追问、本质的探索、规律的揭示、价值的思辨，其研究成果通常为新的学科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这些基础性的成果很容易经由国际共用标准的检验成为创新性的学术贡献。中国政治学虽然在长时间内以规范研究为主导，但遗憾的是其基础理论迄今仍然薄弱，创新性成果仍然匮乏。(2)规范研究为掌握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更广的空间。规范研究因其论题更具基础性、一般性、共通性，所以，更容易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获得广泛认可，从而更容易建立话语优势，引领学科发展。(3)规范研究为实证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提升了实证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有助于实证研究的成果获得普遍性的认同。实证研究若没有学理的支撑和价值的浸透，一味地追求量化，那么在大量的数字和图表之下很可能是思想的贫乏和结论的无效。美国政治学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和教训。事实上，当我们今天欣喜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日益科学化的同时，也很遗憾地感到了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出现了为实证而实证、为量化而量化的现象。它们或者是“头痛说头，脚痛说脚”，缺乏思维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或者是经由繁复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得出的不过是早已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法”，等等。

第二，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践仍需高度重视规范研究。因为：(1)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仍处在一个需要大力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改革的大方向和终极目标仍然需要明晰的政治价值导引。比如，我们拒绝西方那一套政治价值的“普世性”，那么，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的一系列价值目标——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等需要怎样的内涵解释和形式承载？再比如，我们已经建构了内容丰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么这个多层次的体系应该如何予以学理解读？这长长系列的价值范畴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2)在很多中观层面操作性的制度建设上，价值目标也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意义。没有相对准确的价值目标引导，任何制度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均会大打折扣。比如，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效率、和谐等价值理念，然后才是对治理技艺的研讨；再比如，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表面上看是如何收钱、如何分钱、如何花钱等纯粹的操作性问题，但实质上它们首要的问题无一不是如何定位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只有制度制定者对诸如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公权与私权等种种价值关系具备理性的认知，才有可能出台相对合理而人性的可操作性制度。(3)即便是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哪怕仅仅是“实施办法”“行为条例”等，同样需要价值思维和价值精神，否则就可能是低效的、折腾的、混乱的，甚至是无用的。

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当下重要性体现在：

第一，实证研究是政治学学科属性的内在要求和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不可或缺的实现方式。(1)实证研究彰显着政治学的应用性。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学的很多相邻学科，尤其是法学和经济学的应用性空前彰显，被公认为应用性最强的社会科学学科。相较之下，政治学的应用性却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甚至有时呈现出“自说自话”“可有可无”的边缘化状态。然而，就学科的内在属性而言，以探求“治国理政”为己任的政治学，其应用性既不弱于意在“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也不弱于追求“依法治国”的法学。如果政治学弱化了实证研究，其学科应用性必定无法得到应有的彰显。(2)实证研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认知推向国际，以它特定的方式推动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前已述及，真正的实证研究决不是唯实证而实证、唯量化求量化。它“在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中发现规律，归纳与提炼理论；注重政治学研究的原创性，注重专门知识(Know-how)的发现和发明，从专门知识中提炼普通知识(Knowledge)，而不是相反。”⑤而唯有从实证研究中得出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知识才会成为中国政治学贡献给世界的政治认知。正是在此意义上，实证研究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不可或缺的实现方式。(3)实证研究是政治学获取外源性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需要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的共同支持。所谓内源性动力即产生自学科内部的动力，它是政治学人秉持学术情感、坚守学术逻辑、坚持学术创新的内在冲动。所谓外源性动力则是政治学通过积极回应社会政治实践需求、为国家的重要政治决策贡献智慧，以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外在政策和资源支持。在特定的意义上，学科发展的外源性动力比内源性动力更为重要。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⑥政治学要获取走向世界一流的外源性动力，实证研究显然是最有效的手段。

第二，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仍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运用和强化实证研究。近年来，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得到了空前的运用，学界通过实证研究为国家政治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了充分探讨。但是，相对于政治实践的需要而言，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仍然是不到位的。比如，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迄今基于实证的对策性研究仍然少于逻辑辨析；关于乡村治理、民主协商等问题研究仍然缺乏基于现场观察、个案解剖、量化分析的一般性结论；关于反腐败研究中对腐败原因、腐败类型、腐败群体、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等问题科学化的探讨仍然不足；关于新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运行中的很多实际问题也缺乏应用政治学分析的声音，等等。所以，对于实证研究我们应该强化和完善，而不是弱化或轻视。

基于上述，政治学“求理”与“致用”两种价值取向和规范与实证两种研究方法虽然在历史的纬度上时有冲突乃至对立，但是对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政治实践需求而言，它们犹如政治学的“双核”与“双翼”，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三、关于政治学学科文化培育的思考

附件 1： 市初中科学“三坛”、 学科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学员 名 单 附件 2： 市初中科学“三坛”、 学科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课程安排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2013 年 4 月 20 日 抄送： 各县（ 市、 区） 教师培训机构。温师函〔 2013〕 60 号 关于举办市初中科学“三坛”及学科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第 2 次集训的通知 各有关学校： 根据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13 年指定性教师培训项目计划的通知》 （ 温教办师函〔2013〕 11 号） ， 决定组织市初中科学“三坛”、 学科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第 2 次集训。要加强内容策划和约稿组稿，及时把握前沿科技信息和学科发展动态，及时发现和发表科学前沿的创新成果，及时评述有突破性、创造性、建树性的学术新观点、新理论、新成就，引导科研方向，激励发明创造，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创新人才成长，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作为概念，学科文化的界定可谓丰富多彩，描述性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遗传性的等，不一而足。综合来看，最具逻辑规范的表述是：学科文化的核心是一种行为指导的规范力量或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序既是规范个体的外部控制力，也是学科成员个体内心的方向、实在感和身份认同。学科文化“规定了特定学科中的基本信仰、价值取向、行为规则和精神欲求，凝聚着学科群落最根本的精神特质。”⑦按照这一概念，学科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显而易见的三个层面：一是主观层面，即学人们对自己学科价值和时代使命的精神信仰与情感认同，这种认同确保了群体的志同道合、决定了学科的凝聚力；二是制度层面，即学科的组织者要以能够最大限度的推动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为理念，制定和践行的各种制度；三是行为层面，即学术研究者对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的心理认同和自觉遵从的行为习惯等。由此可见，学科文化是学科的内在品格，决定了学科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培育优秀而深厚的学科文化是是保障学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政治学学科文化的培育应该抓住以下着力点：

第一，建构有利于学人成长和学术创新的相关管理制度，激发学科文化的内生动力。政治学研究是关于人类政治知识的专业化和个体化的理性探索活动，这种活动要求相关的学术制度建构在两种张力的平衡中进行：一是给予研究者充分的探索自由以确保政治知识的获得和思想的创新，尽量排除外在干扰和制约；二是相信从事理性探究活动的政治学者有意识、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在学术活动中遵从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高度自律性。所以，学科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应该以尊重思想和知识的尊严为原则来制定和执行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比如以学人为重心的稀缺资源分配制度；有利于学人成长和团队建设的人事制度；维护学术自主、激发学术活力的科研管理制度；坚持质量至上和创新导向的学术评价制度，等等。这样一系列合理而人文的学术制度共同构成了政治学人良好的研究生态，保障着他们身归学科、心系学术、热爱学问、追求创新。他们既是政治学学科文化的内涵，也是培育和积淀政治学学科文化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