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胡成：“宁静和自由”是现代大学的核心价值(3)

这就像一位家长以考不上大学、长大后找不到工作，敦促孩子刻苦学习那样，可以预见这样的孩子将来不会有多少成就。因为这势必会压制孩子对世界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还可能扼杀其今后深入探索知识的内在动力。说到底，精深学术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或者说纯粹满足于个人兴趣和好奇心的“无用”之学。只有“尽脱俗谛之桎梏”，精深学术方可能灵气蕴之于内，英华发之于外。莫之为而为之，莫之致而致之。

1904年，王国维撰《教育杂感》一文，称当下中国“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在他看来，政治家只能给国民一时之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能提供永久之精神利益。就如古今以来所有文学大著述，只要存在一日，“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

王国维在谈及中国是否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的荷马、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时，更扼腕长叹道：“吾人所不能答也。”我写作这本书正是顺着王国维的这一思路，强调学者参政议政时的“诸多不得已”，还想由此再应证王国维一年后撰写《论近年之学术界》时所期盼的——“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这里或可稍做一点冒昧揣测，即他此时一定认为中国所缺的不只是文学家，且还有无法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学问家、思想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窘迫，无疑取决于当下中国能否培育出更多心无旁骛、笃怀求知的学者。

王国维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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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您对如今中国大学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怎么看？

胡成：我非常欣赏1927年6月30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费舍尔（H.A.L.Fisher，1865-1940）在纪念伦敦大学创办100周年时的讲话：一所大学不在于学生有多少，建筑有多气派，管理有多精妙，资助人有多出名，最主要特征是在于校内学术生活的质量如何。进而言之，大学的特质体现在学术制度是否稳定、知识是否能得到保护、扩展和传播等方面，“因为这样的大学才是学者们赖以生存并得以遮风避雨的家园”。

我们能否弯道超车走捷径，绕过令人烦心的政治纠缠，省去“自由”而仅留“宁静”——就像今天我们也常能听到关于“耐住寂寞”的言说？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洪堡早就指出，“自由”对于现代大学来说是“必须的”，“宁静”则是“有益的”。我们或可以进一步延伸，将其理解成“宁静”是一种现实，而“自由”则是一个理想。如果仅有“宁静”而搁置“自由”，恰如被关进监狱里的囚犯、躺在医院里的重病之人，虽远离现世嘈杂，却没有太多的自由意志，那么还有谁还愿意去不懈追求和始终恪守呢？

回到国内当下“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语境中，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审视这些年来常引用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已成为今天很多国内大学高价引进各种“人才”的托词，且还是主政者张口闭口的光辉业绩。

但是作为一位普通学者，我冒昧地表示不太认同梅贻琦这种精英主义取向。窃以为，倘若缺乏洪堡所说的“宁静和自由”，即使修造再多“大楼”、引进再多“大师”，也只能犹如筑庙造神，不但徒有热闹而无精神，且徒有外形而无灵魂。

我们现在的大学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三流的学术领导人、四流的学术制度、五流或不入流的学术环境。我们为何那么看重改善学术制度呢？因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焕发出如此巨大的发展活力，取得如此耀眼的经济建设成就，就足以证明制度变革实为一切变革的基础。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今天改善学术制度的最有效路径莫过于从点滴建设入手，不必指望一蹴而就的通盘解决，更不能只是一味抱怨和斥责。期望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集腋成裘，并最大程度地回到由洪堡当年倡行，且还是近两百多年以来所有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例外坚守的那个“宁静和自由”之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