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胡成：“宁静和自由”是现代大学的核心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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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历史上，中国的“士”与“知识分子”都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意识。逮至近代，像“二十年不问政治”的胡适等人最终也无法摆脱这一传统，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政治情怀。这其中有怎样的因素？他们参政议政对历史的演进带来哪些影响？

胡成：中国历史上的“士”以及“知识分子”、“学者”，这三个概念并不相同。如果仅就参政议政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士”矢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胸怀”，相对于后两者可以说是更加责无旁贷、义无反顾。这就有点像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对皇室的制约，士除少数通过科举而成了官僚之外，大多只是在野而作为一种制约专制皇权的文化批判力量。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知识分子”、“学者”作为专业化的知识、文化群体，参政议政确有“诸多不得已”，而非其责任、使命之所在。他们的参政议政，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多是在被认为人类的公平、正义、理性和真理等基本价值遭到践踏的黑暗时刻。

这一人群的词源是intellectual，最初在俄国，后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被人提出，是专指那些愤世嫉俗、口无遮拦，对当下威权政治持激进批判立场的作家、记者、艺人及教师等知识人。这里不必更多提及的，是在此后中外历史上，太多被誉为“社会良心”的杰出人士，杜鹃啼血、精卫填海，舍生取义地替弱者争取权益的悲怆故事。

我谈及的“学者”又与“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学者”中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本该对灿烂星空锲而不舍、专心致志。就像在电学方面有诸多发现和发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富兰克林，当年毅然决然地投身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事业之中，这让曾发现氧气的英国化学家，也是其最好朋友的普里斯特利（J.Joseph Priestley,1733-1804）在后来出版的《几种气体的实验和观察》一书中，不无感叹地写道：在政治方面最伟大的成功，也很难超越特定国家及特定时代；而科学方面的一次成功探索，是可以对全人类及每个时代都做出贡献的。普里斯特利的悲哀是：“我很遗憾，如此多变的政治世界，居然会把伟大的富兰克林从绝不会改变或失败的自然界中夺走。”

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面对人和社会，乃至国家和文明，很多人胸怀救世济民之心，自然希望通过现实政治澄清天下。然而纵观历史，最伟大人文著述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多是在“参政议政”而惨遭碰壁之后。

柏拉图在西拉库斯的遭遇实在过于凄惨，他被统治者敷衍、驱逐，有一次甚至还被卖作奴隶，如果没有朋友的及时赎回，这位宽额头的伟大哲学家不知会葬身何处。

回到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米（Akademy），七十岁的柏拉图方才聚精会神于著述，留下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此前中国的孔子不也遭逢了同样命运？中年的孔子游说于鲁卫陈蔡之间，且“累累如丧家之犬”，晚年心灰意冷地返回曲阜，矢志于著述讲学而回到了一个“宁静和自由”的生存状态。

孔子塑像

如果说“天不生仲尼，如万古之长夜”，那么当下中国文化最缺的是什么？中国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现又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品味、格调、情趣乃至时尚来看，我们可能不会输于欧美太多；然就精深学术而言，实在是羞于开口、乏善可陈。

这里且不论迄今为止所有自然科学中的定理、法则、规律，没有一个是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就连与中国文化和社会最密切相连的人文学科，目前通行的几乎所有概念、方法和体系，都来自西方（日本）而没有本土原创。究其原因，自然有很多方面。就“宁静和自由”而言，那么或可以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太容易被现实政治所左右。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具体说来，今天仍被大力推崇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虽在那个危机四起的年代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那毕竟是一种现实功利主义的索求。仅为了眼前实用目的，尽管焚膏继晷，孜孜矻矻，却只求立竿见影，注定难以做出最具原创性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