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改革的历史：商鞅之后，只有最近一次才再次成功！(7)

诸项新法中，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他在浙江做县令，看到小农的破产往往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播下去了还没有收割，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接不上，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去借高利贷，富商囤积居奇，借机盘剥，利率高达100%到200%，农户无力还债，破产典当土地。王安石看出问题所在，于是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以解农民的燃眉之急。这真是个用心良苦，是个替贫下中农着想的好官，当然，他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在春播时放出贷款，利息20%，收割时敛取本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20%的利率不是高利贷吗？但和100%的市场利率相比，还是给了农民很大的优惠，这个顶层设计的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但为什么在实践中行不通呢？

执行青苗法，政府以国家的粮食储备作为本钱，储备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用的，农业社会中一地出现天灾，粮食歉收，会有大量的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建有粮食储备。王安石盘算，那些粮食存在仓库里平时也没用，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既帮助了农民，还赚取了利息收入。

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当然不得亏本，这意味着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必须能判断农户的信用，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但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农户的信用风险。于是王安石又进行了设计，指令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按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让农户用财产作为抵押来借贷，按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结果富户贿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贫户由于没有什么财产，从政府那里借不到钱，真有需要，只能从富户那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说由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到100%，和市场利率所差无几。

更糟糕的是，政府出本钱，而80%到100%的利息收入财政只得到20%，大部分落入官员和豪富的口袋。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推行不下去了，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皇帝下诏禁止强贷，重申自愿原则。但是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连盛赞王安石的后人梁启超也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应该由民间来办。梁启超推崇王安石，为他作传，这与晚清时局有关，作为变法派，梁启超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给予很高评价。

均输法的目的是改善实物租税的收纳效率，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讲。

市易法是用官营的批发、零售业替代市场，目的是平抑物价。“魔鬼在细节中”，市易法同样在执行中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信息，要想执行青苗法，把贷款如及时雨般的送到农户手里，同时又能够保证偿还，国家不至于亏本，官员就必须掌握每一个农户的信息，不要说古代，现代的官僚体系都不可能做到。经营国有的批发和零售网络，也要有信息，官员的任务是高买低卖，平抑物价，但高买低卖必须了解全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购买丰收地区的低价粮，运到歉收地区来平抑粮价。官员既无信息，也没有激励办好上面交待的差事。相反，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佣商人经办，官商勾结从中牟利。

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激励，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

更大的激励不协调出现在朝廷上，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宰相文彦博反问：皇上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