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改革的历史：商鞅之后，只有最近一次才再次成功！(5)

王安石变法之前也有争论，但所有的变法者在这方面都处于天然的下风，因为变法要触动现有制度，而现有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变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正统意识形态，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瞎编，说新法不是我的发明，古代尧舜禹时就有。但这谁知道啊？尧舜禹三代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没有史料留下来，你的依据是什么呢？说服不了人。王莽变法不得不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实行新法。康有为变法要先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说我今天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我们回忆一下1970年代、80年代，才改革开放，马上就有人提出姓资还是姓社。小平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看实际效果。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

商鞅的运气好，秦孝公认同他的观点，坚决支持他变法。但仅有君王支持还不够，你的政令能不能得到执行？执行之后有没有效果？官员和百姓都感到疑惑，都在观望，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政策的公信力问题。商鞅和新法有没有公信力？大家信你才能跟随你，才能执行你的政策，不信，就是国王下诏也没用。为了建立变法的公信力，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严惩不贷。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商鞅在国都南门竖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有谁把这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众人围着这个告示看了半天，当时的国都不大，从南门到北门只有3华里，扛一根木头走过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为这事得到十金的赏赐，好像不太靠谱，大家围观而没人动手。商鞅看看没人信，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位，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得到五十金。立木为信，从此秦人知道，商鞅是令出必行的，违法就受到惩罚，服从就有好处，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变法的公信力，减少变法的阻力。

当然，新法有无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效。于是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商鞅就带领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秦军获胜，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显示新法的效果，用抓住老鼠平息黑猫白猫的争论。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平民和农民的进身之阶，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平民可以靠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重要新生力量。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土地、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到了这个时候，变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了。

受损者是贵族阶层，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被削弱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商鞅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

商鞅也没有剥夺贵族的土地，只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继续过富裕的生活，但不能当官，仅有门第出身和土地财富不行，当官必须有战功。

变法对于贵族来说实际上也是有利的，战国时代天天在打仗，秦国要是战败灭亡了，贵族将失去一切，财产、地位、优裕的生活，什么都没了。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贵族也感觉到，变法虽然降低了他们在社会中相对的地位，但保住了他们的土地，保住了这个国家，使秦国免遭兵燹亡国之灾。

所以说商鞅变法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多赢才能成功。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

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改革开放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改革开放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