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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改革的历史:商鞅之后,只有最近一次才再次成功!(5)

2018-02-14 14:02 网络整理 教案网

王安石变法之前也有争论,但所有的变法者在这方面都处于天然的下风,因为变法要触动现有制度,而现有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变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正统意识形态,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瞎编,说新法不是我的发明,古代尧舜禹时就有。但这谁知道啊?尧舜禹三代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没有史料留下来,你的依据是什么呢?说服不了人。王莽变法不得不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实行新法。康有为变法要先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说我今天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我们回忆一下1970年代、80年代,才改革开放,马上就有人提出姓资还是姓社。小平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看实际效果。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

商鞅的运气好,秦孝公认同他的观点,坚决支持他变法。但仅有君王支持还不够,你的政令能不能得到执行?执行之后有没有效果?官员和百姓都感到疑惑,都在观望,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政策的公信力问题。商鞅和新法有没有公信力?大家信你才能跟随你,才能执行你的政策,不信,就是国王下诏也没用。为了建立变法的公信力,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严惩不贷。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商鞅在国都南门竖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有谁把这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众人围着这个告示看了半天,当时的国都不大,从南门到北门只有3华里,扛一根木头走过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为这事得到十金的赏赐,好像不太靠谱,大家围观而没人动手。商鞅看看没人信,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位,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得到五十金。立木为信,从此秦人知道,商鞅是令出必行的,违法就受到惩罚,服从就有好处,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变法的公信力,减少变法的阻力。

当然,新法有无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效。于是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商鞅就带领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秦军获胜,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显示新法的效果,用抓住老鼠平息黑猫白猫的争论。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平民和农民的进身之阶,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平民可以靠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重要新生力量。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土地、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到了这个时候,变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了。

受损者是贵族阶层,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被削弱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商鞅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

商鞅也没有剥夺贵族的土地,只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继续过富裕的生活,但不能当官,仅有门第出身和土地财富不行,当官必须有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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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对于贵族来说实际上也是有利的,战国时代天天在打仗,秦国要是战败灭亡了,贵族将失去一切,财产、地位、优裕的生活,什么都没了。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贵族也感觉到,变法虽然降低了他们在社会中相对的地位,但保住了他们的土地,保住了这个国家,使秦国免遭兵燹亡国之灾。

所以说商鞅变法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多赢才能成功。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

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改革开放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改革开放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