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 徐林：2018年稳增长需稳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3)

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启动了大幅度的降税计划，目的是要营造一个更好、更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吸引实体经济回流美国，这种降税会产生外溢影响，全球不少国家也都在掂量这种降税的后果和应对举措。对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因为中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宏观税负虽然并不高，但我们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美国降到了21%，中国比美国高四个点，但中国的企业还要交增值税，美国企业是不用交增值税的，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企业亏损时也要交。虽然增值税具有抵扣链条，似乎可以通过抵扣等方式转嫁出去，但实际上企业未必都能都实现全链条抵扣，因此也是企业实实在在的一个负担。比如，我所在的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作为一个智库型事业单位，一年所交的增值税就达到了800多万，如果和我们的年产值比，比营改增之前5%的营业税还要高。企业所得税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有盈利的时候交，亏损的时候是不用交的。这是我国税制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不能很好地实现税收调节功能，还导致企业税负偏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竞争力。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如果说我们不对这样一个税制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革，那么中国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比美国就要差很多。目前不少中国企业通过在美国投资，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美之间的这一成本差异。

第二，从债务杠杆来看，中国的企业杠杆率已经稳定并有所下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迅速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非常快，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20%到50%，美国是花了40年的时间，中国只用10年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居民负债水平就大幅度上升，而且居民的消费信贷负债，还缺乏必要的资产抵押，这一块一出问题，风险可能就会比较大。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不到35%提升到2017年年中的约90%，未来继续加杠杆空间有限，所以居民如果想通过增加债务、提高杠杆率来扩大消费，空间并不大。

从地方政府债务看，存在几个问题，一是一笔糊涂账，不能准确地判断地方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有关部门的数据存在差异；二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错配，存在短债长用现象，偿债流动性风险较大；三是最近开始经济数据“挤水分”，一些地区GDP和财政收入都有水分，不得不挤，不挤的话可能会敞开新的风险。这也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比较复杂的一面。

第三，从金融风险来看，所有的金融风险根源都来自于高杠杆，目前我们整体杠杆率应该在250%左右，但也有不同的评估结果，有高也有低，尽管近两年我们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应该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总体上还在持续上升。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另外，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好转势头如果继续巩固，货币政策方向性的调整会更加坚定持续，对本国金融市场会产生影响并外溢到全球市场，风险外溢效应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再就是我国信用风险开始逐步显现，特别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四是影子银行的业务监管难度非常大，而且影子银行的资产配置风险可能比银行信贷风险更大。五是一些金融机构的风险开始不断显现，非法集资、庞氏骗局、内部治理结构暴露出来的问题，都开始逐步显现，原来在金融创新名义下开展的互联网金融等问题，在有些地区也形成了局部性金融风险，当所有这些风险开始累积并同步爆发时，处理的难度会加大。

如何采取措施应对上述这几个问题，是中国2018年经济走势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方面，到底我们在政策上应该怎么办，我也有四点看法。

第一，从财政货币政策的来看，总体上要保持政策取向的基本稳定。财政政策应该坚持积极取向、适度宽松，因为中国总体来看，即便是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政府债务是可控的。我们不同于欧洲那些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的债大多是用来搞福利花掉了，我们的债基本上是用来搞建设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本质上是一种资产，这些资产有些可能有直接的现金收入，有些虽然没有直接的现金流，但也有间接的收益。比如一条城市地铁修通后，地铁两边的物业价格会上升，这样的话也会带来对政府收益的正效应。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主要是防范出现流动性风险，只要在控制总量前提下把握好借新还旧的力度，特别是保持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力度，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债券是用来做债务置换的，发行利率总体上是比较低的，比原来许多旧债的利率还要低，在财务上是合算的，规模和节奏如果处理的好，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在货币政策方面，我同意要采取中性货币政策，但可能要中性适度趋紧。为什么呢？一是要去杠杆，如果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是去不了杠杆的，一定要有所收缩；二是2018年全球和中国可能都会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过去一段时期上游产业价格的持续上涨终归要传导出来；三是中国可能还面临人民币汇率预期从过去贬值预期向升值预期的实质性转变，这有可能导致结汇的增加，因为过去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企业都不结汇，所以中国过去几年虽然贸易顺差也不少，但结汇并不多，一旦预期改变的时候，企业有可能增加结汇，特别是收紧的资本管制放松后，更会引导企业结汇，这相应会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因为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会增加，这个时候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趋紧，收紧的力度甚至还要更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