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 大国的归宿只有一条路：被误读的“孟德斯鸠定律”(2)

孟德斯鸠是在为大国专制背书吗？当然不是。作为法国人当中少见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温和渐进理性更像英国的柏克，而和法国本土的激进性格形同陌路。他对英国政治的推崇，从以下两句话中可见一斑：

“在英国，一个第二天就将被绞死的人，也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位公民更自由。”

“英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国王无权伤害任何人，因为国王的权力受一项文件的限制。”

如此阐释自由，怎么可能为大清皇帝背书？孟德斯鸠不同于我们所知的很多思想家，他的职业历练非常丰富，是最早进入司法政治运作体系的著名学者。纵观一生，他都是从亲身经历和细致观察中提炼问题、寻求答案，其最大特点就是富有极强的经验感，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特质，而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事实上，孟德斯鸠随后就唱起了专制的挽歌：“如果它太小，它会被外国武力所摧毁；如果它太大，它会被自己内部的恶习所摧毁。”

为什么一定会被摧毁？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会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为止。”界限，是指民众的忍受极限，当权力欲极度高炽，天花板必会出现。至此，孟德斯鸠给出了他所认为的终极答案：

“人类最终不得不永远生活在一人统治的政府之下（君主制）——假如，他们不能设计一种宪法，使其同时具有共和政体的所有内部优势，和君主政体的外部力量。”

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的联邦制。

很多人认为孟德斯鸠的最大贡献是分权制衡，但联邦制其实并非美国立宪者的独创，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为联邦主义者提供了可以转换为现实的灵感。孟德斯鸠去世32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获得批准，根据这部宪法，美国成为由各主权州组成的联邦国家。

孟德斯鸠的构想之所以能这么快实现，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帝国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趋势。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孟德斯鸠的理论提出不久，就受到来自东方的挑战。很多来华的传教士把大清夸成了花，并认为其治国原则融恐惧、荣宠和美德为一体。多么完美！

但孟德斯鸠断然否定。他认为大清根本不具有美德和荣宠，只有“一以贯之的暴政”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性摧残”，传教士们是为表面秩序所蒙蔽，实际上，大清完全是以恐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

什么样的“表面秩序”？孟德斯鸠抛出一个词：普遍精神，即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一个民族“受气候、宗教、法律、政体准则、风俗、仪表等许多因素的统治，由此形成了普遍精神。”但对各民族来说，总会有一种力量更大：“野蛮人只受自然和气候的支配，日本人受暴虐法律的支配，风俗为斯巴达定了基调，政体准则为罗马定了基调，中国人则受仪表的支配。”

何为仪表？“法律不曾、不能，也不意图确立的习惯行为。”如果说法律着眼于“公民”行为，仪表关注的则是“人”的行为。大清的政治教化工具是什么？传统的礼教——“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等。因此，民众所受的礼教熏陶，从娘胎里就碾压了法律的教育，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公民”的培养，其核心是一套复杂的礼仪规则。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能够两千多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套礼仪功不可没。

然而，这是帝制的安定，却非朝代的太平。来自治家理念的礼，从一开始就与“官长和属下””皇帝和臣民”挂上了钩。由此，动物般的本能服从，开始压倒对父辈的孝敬、对妻儿的疼爱等自然情感，因为专制政体的教育，就是要降低人的心智——把国视为放大了若干倍的家，这种逻辑首先就是错误的。

但就是这套礼仪，构成了大清的普遍精神，帮助皇帝实现着他的梦。比如，削弱父亲的权威，等于削弱对官长的敬重，继续放大就等于对皇帝不敬。这可是砍头的罪过。因此，儿媳每天早晨是否去问候婆婆，本身当然无关紧要，可正是这种感情延续着大清的普遍精神，很多时候，道德大棒的力量甚至超过真正的棍子，当全社会都对一个“不孝”儿媳口诛笔伐时，我们会明白，所谓礼仪，没有一件不是在为帝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