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政治制度比较____________ 2017年10月2(3)

首先是学生培养，他们的课程体系更科学，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差距的。第二在提升政治学的学术化程度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政治学的学术化程度普遍较高。第三就是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国际化程度不高，远没有掌握政治学话语的主导权。我们要鼓励年轻政治学者多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发出中国政治学者的声音。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政治学教学研究方面的先进经验，也是我们建设“双一流”学院的重要内容。

不把精力浪费在文山会海中，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

许金晶：您现在到政府管理学院其实也是三种职责，一方面是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是承担学院的管理，再有一块就是教学这一块，您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俞可平：这三者之间，首先教学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型的大学，为什么都重视科研和学术成果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全世界都这样，研究型的大学首先要重视研究。自己没有学问，很难成为学生的好老师。

我经常跟学生讲，很多同学评价老师只看重老师的幽默风趣，其实，评价老师最主要的是知识和学问，是听了这堂课以后自己有没有增加新的知识。老师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要有研究成果。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但高水平的学者，未必就是好老师。要成为一名好老师，除了自己有学问外，还要讲究教学方法。我原来在中央编译局的时候，只要有研究成果就行了。现在不行，我作为一个老师，最主要的责任是教书育人，要探索教学规律，讲究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更有效地接受知识。

总之，教学和研究关系密不可分，但毕竟是两回事，研究做得好不一定书教得好，但要真正教好书，首先要把研究做好。

作为院长，除了自己做好研究讲好课之外，还必须把学院管理好。对我来说，这三者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自己的学问不行，讲课不好，做北京大学的一名院长就会非常困难；反之，就会容易得多。当然，做管理与做学问也不是一回事，做好管理的关键是公道正派、照章办事和团结合作。

除了担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外，我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但坦率地说，我很轻松，大量的时间躲在书房做学问。两周一次院务会议，其实是工作午餐会。主要是放手让其他院领导负责，所以，我特别感谢院里的同事。

许金晶：那您效率非常高。

俞可平：是的，我特别讲究效率。也基本不应酬，睡觉又很少，从来都开短会，上学期的一次全院教职工大会都不到半小时。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聊的文山会海中，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尽管我担任了三个领导职务，还要主持好几个特大型研究课题，如“政治通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跟踪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制度与习惯”等，要分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每年发表不少研究成果，但我真的觉得很轻松，既没有觉得压力山大，也没有感到忙不开身。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闲人，每天有时间看喜欢的影片，还有很多爱好，例如旅游、爬山、游泳、开车、种菜、玩游戏等等。

我一直比较传统，有点古代“士大夫”的精神

许金晶：俞老师，您作为大陆第一批博士，其实也牵扯到一个血脉延承的问题，所以想问问您这么多年在培养学生方面的一些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

俞可平：这个很重要，培养学生，是我的责任。一个优秀的学者不光自己要把学问做好，也应当把自己的学生带好。培养学生这方面，我认为教书和育人是密不可分的。教书就是给学生传授知识，育人就是培养成才。

到了北大以后，我发现有些学者自己学问做得很好，但带学生真没带好。我们北大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但带出的学生就不争气，学问没做好，人品也不好，这就叫师门不幸。也有些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得特别好，带出的学生个个都很好，道德文章都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