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政治制度比较____________ 2017年10月2(2)

赵先生对我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可能也是北大的传统，即家国情怀。你可以做纯学问，但是你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好像社会现实跟你没关系，北大学者应当有一种对社会进步的深切责任。这一点赵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回到北大，更深切地感觉到，这其实也是北大的精神。

第三个印象是，赵先生是中、西、马三者集于一身。这正好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即中国传统、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赵先生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和西方思想的教育，在北大工作后开始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最终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于一体。这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正确方向，除了赵先生外，北大有一大批这样的杰出学者，如费孝通、罗荣渠、汤一介先生等。

许金晶：在北大读博期间，对您个人的求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和飞跃，您现在又回到北大来执掌政府管理学院，您眼中的北大，包括北大之于您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北大的这些多元传统对您个人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俞可平：北大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大学，不要说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找不出第二所大学来，她的产生和发展与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命运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北大成立以后，中国每一步重大的发展和转折，几乎都跟北大紧密相连，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改革开放的来临。北大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这种特殊的关系，形成了北大人特殊的情怀，即家国情怀。就是自觉地把自己所追求的个人目标与国家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自觉地承担起一种推动国家进步的内在责任。

就我的专业而言，北大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

京师大学堂的时候两个学院，一个叫仕学院，一个叫师范院。仕学院就是我们政府管理学院的前身，当时就是培养清朝官员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大学，最初的二十多门课程中，有两门是政治学的课。后来改名北京大学时，就正式有了“政治科”和“政治系”。所以，中国现代政治学是在北大发源的。

政治学研究，西方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许金晶：您个人有非常丰富的海外访学的经历，您能不能比较一下欧洲、美国的政治学研究跟我们现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之间的一个异同。另外，我们国家的政治学研究要在哪些方面向西方成熟的政治学研究学习？

俞可平：我的海外经历确实比较丰富。我在中央编译局的时候，承担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任务，出国访问讲学很多，还在多所国外大学做过客座教授，如德国的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大学、英国的诺丁汉大学、美国的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因而比较了解国内外政治学研究的异同。中外政治学研究有很多共同点，特别是重点研究领域大体相同，都重视本国政治的研究、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我觉得首先的不同在于，欧美国家的政治学更重视基础研究，我们则更重视应用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强调智库，强调国际政治、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这其实都是应用性的研究。而在发达国家，政治学基础研究特别发达，提出的许多政治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世界政治思想的潮流。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十分薄弱，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对策研究。比方说智库，智库其实是思想库，没有思想哪来好的政策呀？

第二个区别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学更重视定量研究，我们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第三个区别是，欧美国家基本上把政治学当作学术，跟现实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在中国，政治和学术有的时候很难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会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学术化程度不高，而政治化程度严重。这可能是三个最主要的区别。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肯定有自己的特色。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学者绝不可能去照搬西方，别说照搬西方，照搬本国的传统也不行，照搬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行。但要善于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东西，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西方国家也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