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时的军事力量 为被错杀的红军将领立传(3)

毛泽东指示:“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1940年11月21日，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指示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这就是说，我新四军北移是有条件的，你不停止江北进攻，不给开拔费就不走。但国民党不肯答应这些条件，双方僵持不下。如果拖一个月是12月21日，拖两个月就是1941年1月21日了。1940年12月25日，就是在新四军军部北移前一周，毛泽东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形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虽然第二天（12月26日），毛泽东等接获周恩来从重庆的来电，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严令北移的电报，项英接电后作出不顾一切按中央指示马上北移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因此，把迟迟不北移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项、袁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例如“失去共产党员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依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等等；把项英说得一无是处，把这两位革命家的功绩一笔抹煞了。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最后一条写的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是在党的七大直至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对项、袁错误都没有进行议处。那么，当年那个决定还算不算数呢？

以上这几个问题，起草《项英》条目的同志，也认为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些观点当时无法得到多数同志赞同，更难得到某些权威的认可。因此，1982年春天在一次讨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问题的会议上，我向主持会议的胡绳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记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姜椿芳、刘尊棋等20多位同志加入了这次会议。军队方面有军事科学院的胡兰芝、蒋凤波和我三人加入。我原以为《项英》条目如何写的问题不轻易解决的，但出乎我预想，经验丰富的胡绳同志，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说:“我们编的不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吗？那就简明一点吧，后面这一段就不要写了。”就是把关于项英的错误完全删去。我很乐意接受这一计划，与会其他同志也没有反对的意见，这种改法就算通过了。

但是项英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久，我们接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项英以前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中国建国时的军事力量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少不了《项英》的条目。这回不是“简明”的了，到底应当怎样写项英呢？按当时的分工，总政治部干部部的编研室负责编写《人民解放军人物》条目，我是这个分支学科的副主编；南京军区编研室负责编写《新四军军史》条目，王辅一是《军史》分支学科的副主编。他对新四军的研究比我更深入，我与主编周之同商议，约请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项英》这个条目。王辅一不但欣然同意，而且从此一头扎进关于项英的研究中，后来他写出了48万字的《项英传》，对项英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定，受到新四军很多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的赞扬。中国建国时的军事力量

王辅一撰写的《项英》条目，肯定了项英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重大奉献，同时指出了他在皖南事变中缺少警觉，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的损失负有责任。这个评定与当年的决定差别很大，为慎重起见，我们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条目的每一段都写了肯定的批示，他在关于皖南事变的一段旁批注:“这个评定看来可以了。”他看后又转给胡绳，请他再“认真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研究后，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妥当的”。与此同时，杨尚昆、余秋里等也表示同意这个条目。但是，1987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有些人又出来说胡耀邦的批示是错误的。有个知名的作家，还写了一本《皖南事变》小说，沿袭当年决定的调子，而且虚构了很多情节，在项英身上泼了很多污水。这本小说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出版，广为发行，引起新四军很多老同志的气愤。在舆论压力下虽一度停售，但仍在上海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