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时的军事力量 为被错杀的红军将领立传(2)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在历史著作中，对很多人物和事件的评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例如，对伟大的人物不能说缺点、错误，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物不能说好话，几乎成为惯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史学界的同志都力图在这方面有所进步，总的看进步不少，但阻力也不小。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毛泽东》是特长条，全文7000多字。其中要不要写他的错误，意见很不一致。当时“文革”完结不久，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写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数同志认为应当写到条目中。但是也有不少同志反对。最后经过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保留了75个字，即:“1966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又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采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严重损害。”接着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闻名的十六字诀，过去一直说是毛泽东的发明。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撰写《朱德》条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组组长陈友群等同志，有根有椐地提出，朱德1925年在苏联学习时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出十六字诀。《毛泽东》组也拿出老同志的回忆，说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毛泽东》条目中是这样写的:“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中美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协议规定中方重新撰写所谓纯属中国的条目，主要是指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与我们党史、军史有关的条目。这些条目多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撰写，属于军队方面的，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撰写。当时我在总政的编研室工作，所以参与了这项工作。依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依照中美双方都能接受的要求，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条目中不使用“伟大”这个词;依照不列颠百科全书人物条目的惯例，每个人都写婚姻和子女情形，《邓小平》条目中写了“和卓琳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争论并不大，难题是涉及对某些人物的评定。

纠正对项英的片面评定

依据双方的协定，对于原书中已有的条目，只增不减，例如十大元帅，原书中收得不全，我们补齐了。《项英》是原有的条目，需要重新撰写。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先写了一个初稿。一共七八百字，光项英的错误就写了300字。因为过去有规定，凡是有中央文件的，就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写，起草的同志是依据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写的。这时（1982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汇编，刚刚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集了皖南事变前后的文电共201篇，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关键的电报读了好几遍。我感到: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没有经过深入调查仓促作出的。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夜晚，双方激战到14日，叶挺军长下山谈判时被扣。新四军军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12日就中断了，15日这天中央与皖南事变中所有的领导人都还没有取得联络，在这种情形下作出的决定，显然过于匆忙。

这个决定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诡计缺少警觉，在皖南事变中处置失当，对新四军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但从一系列的电报看，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量也过于乐观，缺少警觉。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取得反击韩德勤的黄桥战争胜利后，冯玉祥在重庆通过周恩来提醒我们留意蒋介石的反共诡计。194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冯玉祥的估量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一天，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也说:“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势判定，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94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