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时的军事力量 为被错杀的红军将领立传

表态。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认为“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依据表面消息做判定”。而当时在上海的米夫，则持相反的意见。1931年1月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经过初步调查，于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在批评“富田事变”的同时，强调要纠正在反AB团中的缺点错误。2月19日，项英在第十一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说:“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3月28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实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果断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在这个指示之后，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更加疯狂地进行，红二十军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赣西南的地方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杀害或被撤职监禁。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只收了在反AB团中被错杀的李文林、曾炳春两个人，还有大批被杀害的高级干部没有列进去。如赣西南特委书记王怀，后任二十军军长的萧太明，曾任二十军政委的陈冬日，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少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等等。鄂豫皖和湘鄂西的肃反，就是在中央这个决议之后开展起来的。

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党的肃反扩大化，是受苏联大规模肃反的影响。但是看过大量历史档案之后，我们发觉，苏联的大规模肃反是1934年以后才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被错杀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被错杀，更晚几年。而我们的反AB团，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上述被错杀的25位高级将领，有22人都是在1933年以前被错杀的。而且我们搞的肃反，不是共产国际或苏联的指示，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负责人盖利斯，在1930年12月3日的一封信中转述了毛泽东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进党组织是极其难处的，应当从上海派人去。”从共产国际档案中还能看到:1930年6月江西省委举办第二次全会时，“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提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提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些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依据地变得不巩固。”

有一次，萧克同志向我们讲述他亲历反AB团斗争的情形。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茶杯说，如果这桌上有一个茶杯，你说成十个，可以说是扩大化；如果一个也没有，是什么扩大化？他嘱咐我们，要好好写一写那些被错杀的同志，让后人永久不要忘却用这些同志的生命换取的历史教训。

编完《中国大百科全书》后，我们又继续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收入的范围更宽了。我们拟定了一个名单，送给各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洪学智看到名单后，特地打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着重介绍了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和曾任川陕苏区政府与军委秘书长、红五军政委的黄超的情形。他们两人都加入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到达了新疆，但不久即失踪，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被错杀的。洪学智认为应当把这两位烈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发了平反文件，李特和黄超载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

客观书写历史的进步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