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5)

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史观史识。整体史作为史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在大数据时代似乎变得可能，但应该注意整体史并非“数据”的史学，而是一种史观与史识。换言之，整体史并非单指全球史或全国史，或简单的长时段、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大数据时代整体史是作为一种史观史识而存在。大数据时代的整体史要警惕成为数据的奴隶，自以为掌握了大量数据和高超技术，能够对全国乃至全球的某些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此只会陷入数据化的陷阱而不自知。历史研究并非简单的数据整理的学科，计量史学即试图运用计算机科技和统计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但不少研究者指出，计量史学要获得认同“任重道远”，计量分析方法作为研究工具和手段，只能适应于某些研究对象。

其实，该观点道出了问题的根本，即传统的计量史学难被认同的原因是缺乏史观与史识般的人文特性。同样，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更应注意到史观与史识问题，王子今对此有相当明确的表述：“史学的突出成就”也“需要灵性，需要思辨能力，需要创新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也需要艺术素养与美学理念。从这几个方面来说，计算机技术都是无法完全替代的”（王子今：《“史识”与计算机“利器”》，《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０～１１页）。灵性、思辨能力、创新追求、艺术素养与美学理念即“史识”。大数据时代的整体史不能变成数据史、数字史，而应该是整体史观下的大数据史学研究。

大数据还导致研究者先出结论，然后寻找论据证明；新生一代研究者不再强调史学基本功，使史料解读能力等较前辈学者偏低等问题。如许现象与大数据时代的本义相去甚远，此不一一赘述。此需强调大数据时代非“垄断”的时代，而是创新的时代。换言之，研究者对大数据并非一定要刻意为之，而是要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数据为史学研究服务，以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为目的，或许将大数据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更合适。

四 走向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

大数据全面冲击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史学自不能置身事外。如此，研究者必须要积极探求大数据如何为史学研究所用，若将大数据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合理利用将有益于未来的史学发展。大数据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将成为必然趋势，只是不同学者理解的“大数据”在程度或具体意涵上有所不同。

史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使大数据为我所用，用通俗的话说，即要将大数据变现，不能光是理论上的高谈阔论。大数据于史学研究肯定存有价值，只是不同性质的数据，不同质量的数据，将有不同的价值，但数据具有的价值无法改变，而是客观存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数据产生的环境，要明白数据背后的生成条件，数据适应的场景。只有在对此获得明确认知的基础上才可能把握数据的价值。如某史料型数据库，至少需明白该数据库收录了哪些类型的史料，更具体到收录了哪些史料。还要了解数据库的运行逻辑，如何检索，检索到的内容如何排序，能否进行全文检索，检索是否科学。甚至还应该了解数据库建设背后的人与事，等等诸如此类皆应在考虑范围。有些研究者相当熟练地利用大数据进行史料查询，对各种数据库、互联网资源了若指掌，但如何才能进一步将这些数据运用于实际研究工作，撰写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则需另一番功夫。换言之，研究者如何将数据库变现，变成研究的便利工具是更重要的问题。

前辈学者多擅于宏论，新一代学者则多擅于史料。大数据不仅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也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传统的史学研究同样需要收集数据，但因技术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往往只能使用采样的方法，力求利用最少数据获得最多的信息。如此，数据失真的可能性就较大，采样方法虽被诸多学者证明有其科学性，但相较于大数据提供的海量信息与科学分析而言，显然不具优势。许多以往无法研究的课题和领域，大数据时代皆将变得可能。长时段、全国乃至全球、宏观的话题处理得当皆能纳入研究者视野，更不用说诸多跨学科课题也将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大数据介入史学研究不仅可行也很必要，史学研究将有各方面变化，当然也需要反思某些问题，若合理使用将带来史学的新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