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2)

大数据常规说

该观点肯定大数据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未至“革命”程度，若能与传统史学研究结合将相得益彰，推进史学健康发展。《史学月刊》开设“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笔谈”专栏，乔治忠指出“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特别强调“学术性电子资源”“不能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它仍然仅仅提供研究的资料基础，史学成就的取得还是依赖史学界诸多学者的思考、探索和相互讨论”（乔治忠：《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８页）。论者客观评价电子资源，肯定其优势也指出要弥补电子资源的一些缺陷。同一专栏中，王文涛从技术层面论及信息时代如何利用计算机和古籍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阅读和史料检索（参见王文涛：《信息时代的文献阅读和史料检索》，《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１～１４页）。若将论者所言计算机技术与数据库理解为“大数据时代”的相关方面，显然是指“常规统计工具”。梁晨、董浩觉得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依靠大规模系统历史资料构建量化数据库并进行定量分析成为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历史数据库构建和定量分析有其“适用范围”（梁晨、董浩：《必要与如何：基于历史资料的量化数据库建构与分析———以大学生学籍卡片资料为中心的讨论》，《社会》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９４～１０８页）。此类将大数据视为历史研究常规性方法的讨论，肯定大数据给史学研究带来的便利和创新，但并未一味地凯歌前进，同时也认为要适当而正确地运用大数据，避免“误入歧途”。

大数据警惕说

该观点希望在史学研究中不要出现“唯大数据”的倾向，应时刻警惕大数据的缺陷与不足。王子今觉得“学术条件的技术性进步”与“史学成就的伟大”间并无直接关系，若要断言计算机技术“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史学的学术走向或说形成革命性的积极影响，除了开发想象力之外，还需要实践的证明”，甚或应注意到“采用的这种工作方式仍然有明显的不足”（王子今：《“史识”与计算机“利器”》，《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０页）。真正的史学书写依然主要在于学者“史识”。陈鹏反思了史料型数据库，觉得数据库“由于其设计上的缺陷、学者自身学识和治学态度的影响，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各种问题，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陈鹏：《新世纪以来的史料型数据库建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３７页）。从研究者研究实践的角度而言，史料型数据库存在的某些弊端值得注意。陈爽似乎对数字化时代史学发展的情况“略感失望”。他认为，在利用现代化电脑网络技术寻找到史料后，依旧需要对“史料进行科学鉴别筛选和分析排比”，这更是考验学者史学修为与学术功力（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５页）。数字化时代史料的处理与运用为深奥学问，值得细细考量和思考。

任何研究者皆未绝对否定大数据介入史学研究。大数据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趋势，学界已有相当认识，李振宏即道出互联网、大数据使“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史学变革，无疑带有不可逆转的趋势”（李振宏：《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史学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第１０３页）。所谓“革命

说”“常规说”“警惕说”等只是大数据介入史学研究的程度不同。当前应考虑者是探寻如何更好地使大数据为史学研究所用，以促进史学发展。

二 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新趋势

笔者通过阅读近年来大数据史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试图较宏观地归纳史学研究本身受大数据影响出现的新趋势和新路径。

精准型研究。不少研究者意识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以往多用以形容自然科学的“求是型学术”一词可适用于历史学。大数据给史学研究的直接观感即大量史料型数据库的建设，各种数据库若雨后春笋，让研究者目不暇接。其中不少数据库更是提供全文检索，使史学研究中某些选题的精准研究变得可能。譬如李中清、梁晨等人关于学籍卡片资料的数据库整理与研究；金观涛等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建设及关键词研究。此类成果尚有不少，将精准型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