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3)

当然，该类研究耗时耗力，欲取得成绩非一日之功。据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有一亿两千万字，且还在不断扩容，可进行全文检索；李中清、梁晨等人的数据库有近１０万民国大学生的学籍信息。正是此类数据库的整理与建设，使史学研究有可能运用大量数据，并通过定量分析数据以得出相对精准、客观的结论。如关键词研究，正因大型史料型数据库的出现，才能够分析某词汇某时间段内出现的频率，进一步可分析词汇存在的语境，从而观察观念乃至社会的形成，甚至能得出迥异于学界已有的认识与观点，于此增加了关键词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大数据使历史学从“解释型学术”向“求是型学术”转变，不仅是数据库的建设，大数据时代下计算机、互联网等各方面的发展，而且不断提高史学研究的精准性，使史学朝“科学”的方向发展。

跨学科研究。史学的常新似乎源自其开放性，大数据时代到来后，起先并未引起史学界关注，相比其他学科而言对待大数据应属“迟钝”。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但大数据与史学结合后，出现了一个不知令史学研究者兴奋抑或悲痛的趋势，即“非历史学者借助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进行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现象却有不断增长之势”（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１３页）。换言之，大数据时代跨学科的融合在逐渐增强，以往不太被其他学科关注的历史资料开始为“他者”注意。他者若此，于史学研究者也应主动积极地探索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与共同发展，此也是对历史学者的要求。大数据带来的信息和信号，大数据时代下史学的变化，光靠传统史学知识或不能予以正确或客观地处理和应对，许多工作并非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所能胜任，跨学科的协调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甚至于不少研究成果将难以予以严格的学科归类。事实亦如此，面对真正大数据的史学研究也多属于跨学科成果，亦即若开展与大数据结合的史学研究，则必将在跨学科视野下进行。

整体史研究。李金铮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的背景下对整体史做出三个层次的理解：“一是不断扩大历史研究的全面史、普遍史；二是以整体史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２４页）论者主要研

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于整体史的思考多半出自其研究实践，而其研究与“数据”不无关系，或许正是大数据提供了他认为的整体史的可能。大数据带来史料的极大扩充，但并非一定会予以研究便利，或许是挑战，在于研究者处理史料的理论与方法得当与否。若借助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例如建设大规模史料型数据库，则很有可能逾越“大历史观”，进行整体史研究（梁晨、董浩：《必要与如何：基于历史资料的量化数据库建构与分析———以大学生学籍卡片资料为中心的讨论》，《社会》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９４～１０８页）。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此亦史学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大数据使历史研究的全面史、普遍史变得可能，也使

宏观史学成为未来的重要路径，虽然历史研究一直不缺少宏观与整体性考察。大数据提供以往单凭个人之力无法搜集和阅读的海量史料，并能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之进行分析和初步解读。大数据或将拯救史学的碎片化走向，假以时日能够通过大数据得出科学的整体史，真正实现地方区域研究与全国性研究的结合，短时段研究与长时段考察的结合，个案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的结合。

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精准性提高，跨学科更彻底，整体史变得可能。这些变化最终能给历史学带来什么，尚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不得不承认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确实在不断追求创新。当然，大数据予史学研究积极影响的同时，研究者亦须时刻抱以警惕心理，或者说史学发展需遵循某些固有规律，不能因大数据而颠覆或迷失史学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