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梁鸿：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遗忘的断裂时代湖北日报(4)

当我们站在这里，诉说我们的痛与爱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它几乎成为一种权利，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利，拥有话语权就意味着本身拥有某种权利。我们没有把堂婶的痛与爱放进去，没有把梁光正的痛与爱放进去。

我们的灯光是如此明亮，如此灿烂，我们的语言都非常华美。我也能够操持很华美的词语，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羞耻，但我又愿意说，因为我觉得需要来说，因为你要珍惜你能够说话的时刻。就像我们刚才各位嘉宾都在讲的，你要珍惜你说话的时刻，你要珍惜你的语言。

而我的堂婶，她住在一座散发着发霉味道的老旧房屋里面。她的语言是粗糙的、俗气的，她说她的儿子要死了，她看见黑压压的蚊子落满了蚊帐，她说火车上人太多了，她不想活了，她每天紧紧的抱着她的小儿子，就像抱着一个珍宝，她非常害怕再次失去。

梁鸿在“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主题演讲中

4.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高低和优劣

所以这样说来，并不是一定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心怀内疚，连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愉悦、舒适都不能享有，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受自己生活中的那种小确幸，这些都毫无问题。

我只是想说，我们要警惕这些小确幸，警惕我们所使用的日常词语，要在观念层面里面有所意识。因为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被分出了高低，被分出了优劣。

在我们的文化内部，生命本身并没有价值，你的价值的高低是被依附在你挣钱多少，你成功与否上的。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比较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你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这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因子。

更进一步来说，为什么一个农民，一个收垃圾的，一个保洁阿姨，一个保安，他们不能够过有尊严的生活？因为这些劳动被认为价值不高，因为他们被分出了三六九等，并因此来管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的小确幸并非就是天然的，它是被包裹在整个社会运动的结构里面，随着这种社会运动的变动，随时都有被拿走的危险。

我的博士导师是王富仁老师，他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曾经有一句话说：“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他在没有任何依附价值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

意思就是，生命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额，它不应该依附于任何外在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哪怕他是一个小偷、一个流浪汉、一个痴呆的人，他都应该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价值，拥有那样一种同样的被尊重的权利。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只有意识到这样一种文化内部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身在同一个场域，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失去，而并非是那一群人的失去。我们在承受着同样的压力，但是我们却彼此遗忘，这才是我们最为深切的痛和爱。

我们每个人都在担心失去，当然，失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今天，再高超的想象力都没有办法想象出边界。我们的生活总在超出我们思维的边界。你连房间里的物品都没有机会收拾，我们的物品是放在大街上的，在很仓促的时间内，你连个被窝都没有办法卷起，你连基本的居住权都没有办法获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刚才讲到，人的生命本身是有价值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被尊重呢？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并不足够大。他们的价值不足够大，所以你才可以被这样来做。这是我们一个大的话语的依据，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依据。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今天的生活如此丰富，我们在享受很多东西，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基本的警醒，那就是，生活并非如此风清月白。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要这样想，而是我们要有个基本的大背景。

那种看似遥远其实并不遥远的危机，其实是一直在的。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作为正处在生命中最强健时期的一位生活者，你该如何面对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识性的话语里面发现漏洞，这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这需要学者，当然也需要一个最普通的生活者来辨析，因为我们需要拥有某种理性，需要某种思辨的能力。

最后我也引用一句名言。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也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套用这句话，未经省察的痛与爱也不是真正的痛与爱。

我想告诉大家，我的堂婶，她叫朱贵丽，今年43岁，她已经回到梁庄了。她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她的痛应该是我们的痛之一，她的爱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之一。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