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梁鸿：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遗忘的断裂时代湖北日报(3)

她讲她怎么失去她的儿子，她的表情，她的那种悲伤，非常真实。我觉得“真实”这个词太清淡了，那是极其细微的内心的丰富的表达。

我在想，我和我的堂婶之间有关联，好像又没有关联。有关联是因为我们同是梁庄人，没有关联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交叉之处。如果我不去写梁庄，如果我不是走进他们的生活，我真的不认识她，或者说我真的会忘掉她。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否想到，我的堂婶和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和我们在看直播的这些人，都是同一代人。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还是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她和我们，她和我，是同一代的人。

3.我们还有八亿农民

前几天我和一个记者聊天。她是1992年出生的，她说因为要采访我的《梁光正的光》，她跟她周边朋友们聊，她觉得农村离他们太远了，不会对梁庄或者是《梁光正的光》感兴趣，因为它们都是写农村的。当时我非常本能地回答说，不远啊，我们还有八亿农民呢。

即使到了今年，我查了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农村户还有六亿人口。在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她的社交圈里面，已经几乎没有农村出来的人，尤其是从贫穷地区的农村出来的孩子。

那些孩子们很少有机会考上好的大学，当然更没有机会从事好的职业。他们没有上升渠道，因此也没有办法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阶层的中等阶层，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看似今天乡村也拥有了手机，也拥有了网络，能够和我们一样迅速地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资讯，甚至拥有了像“快手”那样表达自己的平台，但是他们仍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来到了他们的面前，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站在世界的面前。

阶层的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所以我就说，梁光正没有成为他的同代人；那些农村出生的90后年轻人，没有成为那位90后记者的同代人；我的堂婶也没有成为我的同代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不是感性的，这是一个理性的存在。我们一定要对此有一个非常冷静的、理性的思索。

为什么？再重新回到2012年，当时我为什么痛哭，现在说起来好像也已经非常遥远了。不是因为你书写了别人的生活就一定要背负这样的生活，而是因为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我面对的是如此真切的遗忘，即使我写了他们，我仍然遗忘了那样的生活。

那样一种广阔而艰辛的生活，那样一种坚忍，那样一种痛苦着又欢乐的劳动，那一个个人都在我们时代的内部，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遗忘了他们。

所以我觉得，断裂社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里面。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被迫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

就像我的婶子，她的痛苦只能被作为农民工问题来表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她所有的爱和倾诉也只能被作为一个农民工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来被对待。她无法拥有一个独立的价值，它无法成为一个人的痛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就像梁光正——我指的是我真实的父亲——他一生都不认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当作农民来对待。所以我在后记里面说，这本书唯一真实的就是梁光正的一件白衬衫。我的父亲一生爱穿白衬衫，哪怕干农活他也要一尘不染，所以他成了梁庄的笑话，成了很多人的笑话。

当我在写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不愿意被别人当做农民来对待，他希望超越于他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认命。当然，即使他最终死掉（我在书里虚构了一下），他仍然是非常倔强的。

我想，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希望能够被纳入到一种更广阔的存在，他希望他是一个基本的平面上的生活，而不是被纳入到某一个群体内的生活，这样就被压到某一个地方了。所以，只有理解了他这一点诉求，你才能够理解他的种种荒诞的行为，以及所谓的可悲和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