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之一》莫将“政改”误当“(3)

当然，最出乎我意料、感到新奇并最令我佩服的，是他非常勇敢且又恰如其分的将当今网络比喻成了中国的“反对党”。他是这样说的：“尚待完善的中国大陆民主体制，现实社会的言论空间相当逼仄，使中国大陆当下公众参与网络绽放出澎湃的热情，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承载了这么大的显示民意的功能。在当前的中国大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首要群体，往往不是人大代表，而是在每一台计算机终端旁，表达民主诉求的普通网民。这些民主的终端通过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连接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网络民主，集结成一个中国大陆日渐理性、日趋强势的‘反对党’。”

其实，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已悄然发生于八十年代初期。“一个资本主义的幽灵”在中国人不经意间已经进入了中国南方一些前沿地区，许多举动上显得标新立异，让局外人觉出有点儿卓而不群的味道。在有的层次上，这可以算作有创造力的表现。但在习惯了长期使用政治概念的人们看来，不知不觉地就把许多事情纳入了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因此最能消磨人生锐气的东西，就是这过于激烈、过于广泛的“政治”，它在过去几十年里铺天盖地的笼罩在中国人民身上。政治变成了最一致的政治，而人生就只能跟随着成为最乏味的人生。

中国人要改革。改革的对象又恰恰是中国人自已。这当然是中国人政治观念上的一次大地震。人们不会轻易放弃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一切，哪怕这一切是多么的错误！奇怪的是，人们在声讨“文革”10年祸国殃民的同时，却又在盛赞前17年的歌舞升平岁月。试问，五六十年代的一切，真的就是中国人能长期生存、忍耐的日子吗？直到进行改革10多年之后，90年代的中国人才真正看清了，原来这种现象叫做“左”。

当时到繁荣深圳游玩的一位老干部，曾真诚地责问：“这里除了市委门前有靣五星红旗，与资本主义有什么两样？”现在看来，他是多么的可笑！

但是，这仅仅只是政治体制改革带动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第一”历史档案。伴之而来的却是官场腐败，政体混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贪污腐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恶性扩散到了党政军部门、教科文卫体部门、甚至代表着公正公平正义的公检法部门，可以说任何权力所能达到的角落都有贪污腐败滋生。而人民群众却付出了极大的改革牺牲，却又分享不到30年的改革成果，这就出现了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的反常现象；造成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化，导致国内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动荡不安......这便是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所敏感到的严峻问题：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已悄然产生危机感了，是必须进行再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刻到来了！

那么，做为主人的公民们，手中何时才会真正掌握评价并挑选公仆的权力，“公仆”们又何时才有可能会将眼光向下去为“主人”服务呢？也才有可能“以群众满不满意”为标杆的对行政的评价与取舍呢？何时大多数领导干部才不会把人民继续看成是“愚氓”，是被他们所统治的对象呢？既使人民的意见说的对，但人民没有权利去变成现实；如果有权利也仅仅只是那点儿上告或上访，但使用这些权利时还必须万分小心，防着遭受打击迫害。因此，各级党政权力，如果不能受着实质性的制约，则不论你有多少党纪国法，制裁了多少贪脏枉法的官员，最终依然不能有效监管到位。

特别是近年来，腐败官员落马的数量日益增多，贪污数额也在不断增加，少则几十万，多则几个亿，一个案件往往牵动着不同部门和不同人员，也可称为集体腐败，这种现象一直在攀升。路漫漫其修远，我们在艰难中前行。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坚信，有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一定会铲除贪官，终久会偿还民众一个郎朗晴空！

但是要做到并做好这一点，就意味着执政党要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机制。比如，党必须是开放的，党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党要超越既得利益——党当然有它的利益，没有利益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但它本身不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因为既得利益是封闭的、不开放的。所以党本身要开放，并通过开放来掌握领导权。

最后我要说，唯有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坚定不移的全力支持党中央呼之欲出的中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早日到来，而绝不可以对其抱怀疑态度，更不能唱反调泼冷水，有意无意的制造阻力，更不应当将其视为畏途！如果只有中央几个领导人呕心呖血的人大讲特讲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是绝对不够的，而极需广大人民群众极积参与其中，民主讨论，建言献策。这对于媒体包括网络来说，则更应当站在舆论的潮头为之鼓与呼；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有效平台，大放绿灯，从而形成良好的正确舆论宣传导向的强大态势。

请记住胡锦涛主席不久前语重心长的告诫过全体中共党员的话：“我们要常存忧党之心。”千万别做那种对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口是心非的人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