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之一》莫将“政改”误当“(2)

如此，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正由于政府在“公平分配财富”的施为上，与总理心中最高的道德规范尚存有差距，所以他才会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达到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除了能看到由温总理清晰道出的政改目标外，也尤其向人们展示了同一问题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即一方面是“遭遇阻力”，另一方面，则是其对于政治改革的决心与“迫切心理”。后一点不必多说，这正如《联合早报》社论里所言，“其实，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看似‘激烈’的观点，几乎都继承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训’。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当年早就有着非常全面且成熟的看法。包括：不改革政治体制必然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所有改革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长期目标，绝不动摇；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改革要有期限，不能太迟”。

然而，其理所当然的“继承”，为何在今年以来会以五次谈及时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方式，来进行高调“发力”呢？这只能说明：一方面，因“遭遇阻力”，邓小平“当年早就非常全面且成熟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许正因如此该社论才会说，“官员贪污滥权、财富分配不均、发展机会不公等诸多社会现象，使得公开抗争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寻求正义的上访活动络绎不绝，针对执法者乃至弱势群体的暴力新闻层出不穷，这都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急迫性”。也就是说，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要有期限，不能太迟”。那么温总理的急迫与五次“发力”，是否也说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呢？

应该说，虽然因所处位置不同，动因有所差异，但就“急迫”的程度而言，民间与中央与总理的心情，并无二致。那么请问：“何为“阻力？就社会整体来说，其主要来自于何方？表现为何种方式？欲推进政改，将对其如何铲除与破解？”如此种种则仍还有待于明确，并必须像此前经济体制改革时那样，拿出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法规与措施来。比如，能否适时推出切合中国国情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当然，我们相信有总理所发出的誓言“将在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那么，或将也正如总理所说，“整个中国会更加民主，法制会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公正”，这一天不但必会到来，而且必定会尽快到来的！

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温家宝等长期大谈中国必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是公开的从国内讲坛一直讲到国外讲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吗？

如果说我们过去长期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善到了百无一弊，十全十美，那么为何就没能够阻止住在过去在和平年代所开展的以“假大空”为形式大肆破坏生产力的“大跃进”运动呢？为什么就没能够阻止住祸害民众的残酷“阶级斗争”呢？为什么就没够阻止住党内外那些讲真理、说实话的百万千万优秀同志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惨遭迫害20余年，其中就有后来的总理朱镕基和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呢？为什么就没能够阻止住那几乎要使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呢？

至今的政治体制虽然改革得比前30年较为先进一些，但仍欠缺必要的完善。突出反应在没有监督执政党的有效机制，因而中央以下各级一把手独揽大权，封疆独大，坐地称王，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贪污腐败因其而生，越演越烈。公检法管他不住倒也罢了，后来也上梁不正下梁歪，公检法也跟上贪污腐败步伐同腐，以至于扩散到举国上下无一不腐。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造成这些问题的主因还是政治体制不完善，因而亟待厉行政改。

正如郎遥远在他近日出版的《草根，不主义》一书中设问：“现代宪政文明靠一个政党的自我监督，犹如自己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是不为也，是难为也。那么，中国大陆制衡权力的‘反对党’在哪里呢？”然后，我更叹服于他作出了这般阐述：“‘反对党’作为现代宪政的一个政治标杆，一直与我们无缘。国共两党在大陆时期，逐鹿中原，兵戎相见，争夺天下，似乎都没有很好恪守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责任。中国现代史上，翻不出一页反对党在宪政意义上的光辉篇章，即便有过也是政党斗争的权宜之策。似乎这块浸润着几千年儒家思想的中华大地，自古只容一龙，不容两虎，难有反对党的栖息之处。诚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共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