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_士于中国文化_士与中国文化百度云

倘若为驳杂弘富的战国齐学找一个核心，则当选者非阴阳五行学派莫属。阴阳五行学派脱胎于思孟儒家，并吸取道家的营养而成长壮大，故而关于该学派开山祖师——齐稷下先生邹衍的学术身份，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学术界就有过争论，有人说邹衍是“齐色彩的儒家”，也有人说邹衍是“齐色彩的道家”。（注：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1935年朴社版，第410页，第747页。）

邹衍本人因通权达变而命运亨通，他的后学似乎也濡染了他的为人而风光一时。他们在秦代大略可分为在朝的博士与在野的方士两大类，走的虽是上下两条不同的路线，但对有秦一代的运作及精神文化生活均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就这一意义上讲，博士与方士是齐文化在秦代的最重要载体，是考察齐文化在秦代之命运的关键所在。

一

据前人研究，秦代博士制度渊源于齐国稷下学宫，且博士与稷下先生“异名同实”。（注：详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67页。）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在秦廷七十博士中，齐籍人士与阴阳五行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史记·封禅书》讲到秦始皇首次东巡，说“征从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此即证明秦博士以齐鲁籍人士居多。又据比较可靠的文献，博士中有姓名可考者计十人，即周青臣、伏生、淳于越、羊子、黄疵、鲍伯令之、桂贞、茅焦、正先、叔孙通（注：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马非百：《秦集史·博士表》。）。而有籍贯可考者，伏生为济南人；淳于越、茅焦为齐人；叔孙通为薛人；羊子，马非百考证为泰山人（注：马非百：《秦集史·博士表》。）；鲍伯令之，据蒙文通等前辈学者的考证，此人就是《汉书·儒林传》中传《诗》的浮邱伯，也是齐人（注：：《士与中国文化》第67页注③。）。以上六人几占博士总额的十分之一，且是清一色的齐人，则博士以齐人居多可断言无疑。

至于秦博士的学术归属，上引《封禅书》“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的“儒生”应是用以界定“博士”一词的，自是广义的“儒”，亦即章太炎所谓“达名”的“儒”。就秦博士而言，大致不外乎阴阳五行家以及感染了阴阳五行家色彩的黄老道家和儒家（而那时这三家又是很难分别彼此的）。在以上所举有姓名可考的博士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的只有羊子与黄公二人各四篇。羊子入“儒家”类，黄公入“名家类”，因书久佚，两人学术思想的具体归指已不可考。士于中国文化不过班固在《黄公》四篇下自注道：“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此人或许就是《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受命为《仙真人诗》的那位博士，如此则黄公其人就迹近方士了。茅焦，从其谏秦王“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说苑·正谏》）一语看，似乎也深受阴阳五行家的影响。士于中国文化鲍伯令之，如前所述即汉初传《诗》的硕儒浮邱伯，那么此人是否皈依了阴阳五行学说呢？只需知道他的高足鲁人申公以及再传赵绾、王臧后来被汉武帝召至京师“议明堂事”，并因此给窦太后痛斥为第二个方士新垣平一事（见《汉书·儒林传》），就会得出肯定的答案。至于伏生（胜），虽然《尚书大传》未必是他亲手所撰，但其思想观点“特源出于胜”（《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还是无可怀疑的，因为从清人所辑《尚书大传》佚文看，通篇充斥着阴阳五行家的论调，则足以证明伏生的学术身份首先是位阴阳五行家，其次才是位儒者。或者说他是位介乎邹衍与董仲舒之间的关键性人物。

明瞭了秦廷博士在地域分布与学术归属上的特点或倾向，现在就可以考察博士在秦始皇一朝的言论行迹及其的地位与态度的变化过程了。

《汉书·百官志》云：“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艺文类聚》卷四十六引《汉官仪》云：“博士，秦官。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又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博士”条本注云：“掌教，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总而言之，秦博士官有通古今，承问对，辨然否，掌教的职掌，表现在秦始皇一朝计有以下几事，现据发生的时间，次第述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