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_说中国许倬云mobi_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我知道这个名字，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部片子，其中就有的话语片段。我记得余先生的样子，灰白但是茂密的头发，宽边的眼镜，叼着一支巨大的烟斗。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便开始有意识地找的书读。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找到了他的第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打开一看，发现初版刊行于1987年，而我多年后才读到余先生的作品，可见自己视野之狭窄、思维之愚钝和方法之落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文集》，对于我这样的迷，是一个美好的福音。不太了解余先生的人可能认为我夸大了他的价值。我甚至认为，因为有余先生的存在，汉语历史的本体研究才得以保存，他在异国他乡的研究，几乎成为国学的火种。作为钱穆先生的，余先生显然继承了老师的细密与严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读余先生的著作时，我在一大堆考据中穿行，一点不觉得累赘，反而被余先生在缜密的考据中透出的对文化内在本质的梳理而深深折服。所谓名师出高徒，余先生能师从钱穆，真是人生之大福。细心观察他与钱穆先生的区别，我又发现，余先生的考据之缜密有钱穆之风，但他洞察的敏锐、学理的深刻，更具有世界文明的宏阔体系，因而比纯粹国学的钱穆似乎看得更远。

对钱先生的这种发展，就是他的学术价值之所在。在这里，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主导着学术的发展。所谓偶然，第一层面的含义当指恰好遇到了钱穆这样的大师。有一种观点，传统国学经过王国维，到钱穆这一代人手上，发展到顶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学术的气氛开始弥漫，学术独立研究消退。在这个时候来到钱穆身边，应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第二层面的含义是，在一个意外的状态下，全面考证了陈寅恪，现在看来，陈寅恪再一次提升了的独立风范和国学趣味；最后一层意义则是说，如果余先生仅仅在汉语体系框架内沿着钱穆和陈寅恪的体系延伸，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游历，没有更宽阔视野的学术比较，他极有可能会被浮躁的救亡风气埋没，同时也会被浅显的启蒙思潮所遮蔽。

显然，命运垂青了，师从钱穆是他最大的幸运。余先生乃1930年生人，众所周知，这个年代的中国读书人，既没有赶上“五四”启蒙一代，与胡适之、蔡元培等人基本上失之交臂，也没有赶上西南的自由学术氛围。有史家认为，1930年之后的中国人，其基本主题是救亡，救亡压倒启蒙，救亡既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旋律，也成为每个人的主旋律。加上接下来的历史推进，自由学术和独立人格被一次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戕害，因此，1930年之后，中国基本没有出现学术大师。只有等少数几个人是例外，其例外之处，在于他跟随钱穆去了香港，在钱先生身边耳濡目染，之后一直在海外游历。

这么看起来，的经历似乎再一次体现了历史的柔情。假如历史强行把留在内地，则今天我们读不到如此开阔的了。（据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