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笔记字迹不算工整内容略显杂乱刘喜华却颇有些“敝帚自珍”

7月27日，某合成旅政治教育班进驻训练场，四级中士刘锡华又装满了政治教育笔记本。

他已经从军 16 年了，他已经记不清装了多少本教育笔记本了。

不过，他总觉得能打动他的音符很少。因为，“那些不是做笔记，它们更像是课程计划的摘录。”无论谁在课堂上，在教什么内容，谁在上课，有什么收获，教育笔记本上反映的是教学计划中的一级、二级和三级标题。

刘锡华坦言，和很多战友一样，大部分的教育笔记写完后就被搁置一旁，除非上级检查，否则很少再碰。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写完就碰不到的内容”值得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后做笔记、补笔记，应对不知所措。

我刚用的这个笔记本有一些变化。笔记上的字迹并不整齐，内容也有些凌乱，但刘锡华却颇为“自觉”。他说，从年初开始，上级就不再统一规范教案了。

刘锡华过去没有把这本书和完整的笔记本放在一起。他觉得以前那些都是写给别人看的，这个是属于他的。

在刘锡华眼里，这本书记住了他真实的内心感受、思想和心理历程，“值得随时翻阅”。

对于刘锡华的78军来说，这本小本子也记录了一次打破“巡视型”教育笔记的“革命”。

在笔记本上“扫一扫”，脑子里“白花”

为什么“漂亮”的教育笔记令人尴尬？

“除了统一的录音格式，内容完全一样，有的战士甚至打错字我们的民族小学表格式教案，搬家了。”去年，集团军宣传部干部高旭在调研基层政治教育发展时，曾问过几本《凌“人不能笑不能哭”的笔记本，记忆深刻。

原来，为了保证官兵笔记规范保存，单位每次组织教育时都会先投影讲义大纲，然后要求官兵抄录全部。那天，教官疏忽大意，结果连连一些士兵居然“照搬”了。

高旭随意找了几个士兵，问了一下最近教育课的大致内容。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地记笔记，但回答问题却犹豫不决。

为什么当你在纸上“扫一扫”时，脑子里会出现“白花”？

士兵张居军认为，无论班级大小，都要整理笔记抄。内容无非是教案的标题。每个人都是文字搬运工。 “动”字后，除了疲惫的眼神和无力的眼神，你还记得你抄了什么？

史文胜中士担任公司文员。那时，每节政治教育课的前一天，他都有一个固定的任务：整理第二天的笔记，抄写大纲。为了保证格式规范、内容统一，他安排了讲座的题目、时间、地点、讲师，并明确规定每行写什么。 “抄笔记已经成为政治教育的‘例行程序’。”

教学时为什么要抄笔记？

“有时候确实是时间冲突，教育内容安排不上，只好抄笔记‘完成’教育任务。”某旅炮兵营教官陈继伟遇到困难：上级要求的教育种类确实太多了，有时一些机关的业务部门也会临时安排教育内容，都要求落实， 应该做什么？草根要“真”抄笔记，“假”上课。

检查笔记往往是上级各种检查的重要环节。不少官兵表示，上级是根据实力多少来核对教育笔记的。 “即使此人不在公司休假，笔记也必须可用。”为此，营连有时会专门安排时间，甚至牺牲休息时间来组织抄笔记。为了赶上部队的多项任务或上级突击检查，一些单位会连夜整理补充说明。

“这些笔记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它们只是经历了场景。”战士张伟从小就有记笔记的习惯。他发现我们的民族小学表格式教案，在学习中简单地记住和理解他的思想和想法，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记住和理解。然而，单调的、没有特色的笔记，真的让人“厌倦不爱”。

张伟的想法并不孤单。某大队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 69%的官兵认为，政教笔记本已经成为应对检查的工具，绝不会主动拿出来，更别说复习了。

如有雷同，绝非巧合。

“千篇一律”的关键是什么

“既然大家都反对，那为什么抄笔记的风格还“经久不衰”呢？”采访中，有官兵表示，“单态”教育笔记背后的驱动力值得研究。

某大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宋伯明表示，无论是《基层建设纲要》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纲要》都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笔记本。从我军的成长历程来看，政治教育笔记本是由原来的烟盒和手稿发展而来的。坚持搞好政治学习，自己记录政治笔记本，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是，由于方便官兵进行上级记录和检查，教育笔记本逐渐成为检查教育实施情况的重要依据，成为官兵的负担。

某旅火力连教官张学芳认为，正是因为教育的效果不易量化。执行了，官兵答不上来，就说教育没有效果。

对此，脱身为宣传科科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军队调整改革后，小机关带大部队，每次检查政治教育，即使进行“总动员”，也难以做到“随到随到”的全覆盖。相比之下，查阅教育笔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虚构变为现实，整理起来省时省力，也算是万不得已。

教育者和教育者似乎都有自己的原因和困难。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些人也试图做出一些改变。

针对“抄笔记”问题，某旅二修连指导员闫鹏宇上任就开始实行“自主笔记”，让官兵在笔记本上自由发挥结果，没过多久就被暂停了。 “机构每次来查，总是批评公司笔记记录不规范，个别战士‘昙花一现’。”

某大队火箭炮教官周龙也做过类似的探索，但很快就陷入了“抓到死，放开就散”的困境。他发现有些战士不喜欢记笔记，把“独立”当成“自由”，根本就不记得；一些战士还将政治教育书籍视为草稿和涂鸦书籍。短暂的品尝之后，他又恢复了“简单高效”的抄笔记模式。

但是，他仍然认为这种“如有雷同，非巧合”的抄笔记方式是不可取的，亟待改变。

这种“紧迫感”让很多官兵都深有体会。大队军士马长青说，这样一节课下来，笔记抄得整整齐齐，密密麻麻，但脑子里闪过几个字，他却没有听到。甚至有人调侃：我宁愿跑五公里也不愿抄笔记。

排长朱先成认为，看似“标准化”的笔记是浪费书写和时间。教育可以留在笔记本里，却未必能走进士兵的脑海。

教育更真诚，笔记更重要

让士兵的笔记本看起来不一样，这样你就不能专注于笔记本

如何纠正教育笔记中的形式主义？在第78军，部队上下进行了各种探索。

某大队借政务干部活动日之际，组织了一场关于教育笔记如何“改头换面”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逐渐意识到，好笔记的标准不是格式规范和字迹工整，而是真实的思考和真实的体验。

某合成旅在官兵中发起了“我爱这种笔记方式”的黄金创意征集，整理了100多条建议，介绍了记录“心酸”笔记的方法。针对官兵意识和文化水平的差异，他们推荐了提取法、图解法、表格法、剪报法等多种笔记方法，供官兵自由选择。

某大队排长赵晨曦喜欢创作一些漫画。他根据讲课内容即兴创作，他的笔记本经常被其他官兵借用。军人张海良喜欢收藏名言警句。他记笔记并摘录在讲座中引起他共鸣的句子，并记下他的想法。看着这样的笔记，于洋老师觉得，“复习笔记不再是‘一模一样’的苦差事，教育笔记本已经成为了一个笔尖上与大家聊天的新平台。”

仅仅改变做笔记的形式是不够的。集团军政工部领导认为，要打赢笔记本里的“战争”，不能把目光局限在笔记本上。 “如果不跳出一说到检查就翻课文的惯性思维和习惯，再好的笔记形式，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新的形式主义。”

也有人觉得，减轻笔记本负担，其实与政治教育甚至政治工作评价标准的科学建立有关。政治工作没有独立的任务。越是设定独立、简单、广泛的评价标准，越容易陷入自我设计、自我流通的误区和困境。

知易行难。如何有效判断人的心态？如何证明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应对新制度可能出现的工作量激增...78军各单位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调整教育效果评价方法的尝试。

一方面，引导各级从笔记本回到教育课堂。某大队重新研究调整“听课听课”制度，努力推进基层互查、机关抽查等，改变了翻阅教案、抽查教案的老套路。具有实时现场评估功能；一个联合大队为营地分布式视频设备，各单元自行记录教学过程并上传至局域网进行展示评估。

另一方面，他们也将注意力从教育课堂转向培训领域，将教育效果评价与单位整体建设、日常工作表现、重大任务完成情况相结合。将官兵精神状态、训练积极性等各项指标纳入检查细则。

“上面吹什么风，下面就下什么雨。”某大队政委焦扬表示，虽然这些探索形成的体制机制并不完善，但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本身带来了许多可喜的变化。各级巡视工作不再搞“基础主义”，官兵参与教育的热情更加高涨，教育在推进军事训练等任务中的作用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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