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散文诗教案怎么写 董翼: 怀念母亲肖莲蓉

怀念母亲肖莲蓉

文/董 翼

母亲于2015年12月6日因中风住院离世，享年88岁，至今已经五年多了。

本来早就想动笔追怀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以记录母亲的伟大恩德和主要人生经历，颂扬母亲的种种美德和奋斗精神，但一方面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如淙淙泉水漫过胸堤，一方面又感觉回忆的片段不够紧凑和显得松散，故迟迟未敢动笔。

父亲余薇野与母亲肖莲蓉老年照

又经过一段时间意识整理，现在想来，自己的顾虑也许大可不必。毕竟母子关系是人间的至亲，即使当儿子的写得不够严谨甚至存在瑕疵，也不至于让母亲的在天之灵受到惊扰幼儿园散文诗教案怎么写，使她不安。也许恰恰相反，她将通过这些真实的文字记录感应儿子对母亲的深深敬仰和无尽怀念，感受到儿子要给母亲送去的永恒的温暖。

（一）

母亲的家庭背景和主要人生经历。

母亲姓名肖莲蓉，生于1927年10月24日，祖籍四川省眉山县崇礼乡，跟大文豪苏东坡可算是同乡，很有可能沾上了千年蓬勃蓊郁之文气。

据母亲说，外公略懂中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外婆是家庭妇女，三十多岁就病故了。

母亲兄弟姐妹共五个，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她最小。五兄妹都是读书人兼教书匠，而二哥肖怀成绩最著，解放前即加入地下党，后于武汉大学跳楼以逃脱国民党抓捕，再后参加东江纵队，最后于广东中山大学文学教授任上退休，擅长文艺评论。他是母亲除家父余薇野外等量齐观的文学偶像。

据母亲所讲，解放初期她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成都一所幼稚园工作。一个偶然机会邂逅了老红军干部吴恩烁，时任重庆市妇联某部部长，吴恩烁发现了她的闪光点并高度评价，马上将其介绍调入重庆市妇联成为正式干部，后因工作突出提拔为副科长。

父母亲、哥哥余加（前左）和我

可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因指标魔力被划为右派，同年与其夫余薇野一起送长寿湖渔场劳教。因积极劳动，不久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于1960年底调入南岸区窍角沱小学长期任高年级班主任教师，1979年改正其错划右派。1982年退休，后又留校教书4年。

（二）

母亲堪称工作狂。我眼中的母亲，一辈子的主要精力都扑在了本职工作上。而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教小学高年级语文并任班主任。我记得，无论春夏秋冬，她每天早上6点多钟就起床，吃几口稀饭，挑几坨豆腐乳，咬几口馒头，就到学校办公室做清洁去了，几十张桌子板凳都要擦干净。

清洁做完，就到自己班上辅导学生早自习，除了寒暑假，天天如此。有时深更半夜改作业，肚子饿极了，就在坛子里面抓把生米和生胡豆吃，我在床上多次看见心里发酸，眼里包住泪珠，将铺盖拉过来遮住脸，怕哭声让母亲听见。

1966年9月16日下午，她还在进行学生家访，我和哥哥及另外两个小朋友共4人跑到窍角沱河边游泳，哥哥不幸溺亡。我认为，如果母亲那天不家访，而是在家备课什么的，我哥哥就不会死。

事实上，家访并不是必须的，领导也没有硬性要求，其他老师也并没有家访。我们家为此而付出了最惨重的无法弥补的代价。两年前，我的班主任老师刘淑蓉对我说幼儿园散文诗教案怎么写，你母亲只知干工作，完全没管你们。她说的是大实话。母亲这么拼命工作，我认为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本身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二是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必须在工作上挣表现。

母亲（中）和她的学生们

母亲不仅在教书育人上全身心投入，而且酷爱她所教的每一个学生。通过她的传道授业解惑，不少学生取得了人生成功，说是“桃李满天下”丝毫不过头。

比较突出的学生有文世昌，担任《重庆商报》文艺副刊编辑多年，写出《风雨传媒》（与牛翁合著）、《巴蜀方言》和《重庆往事》三本书；苟亚雄，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现任上海某区区级领导；邓群林，任重庆南岸线路器材厂领导已退休；还有傅淑萍和苏拉，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除了自己一家人外，母亲的情感都流进了学生的心田。退休后，每当学生一拨一拨地来家里看望她时，看得出来，她是多么的欣慰和动情啊！

由于母亲对本职工作火一般的无私奉献和刻苦钻研，她在教书育人上取得了突出成果，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充分肯定和赞赏，除在1980年代初评为特级教师外，先后被评为重庆市1982年先进教师、重庆市1983年先进工作者、重庆市1984年劳动模范、重庆市1985年优秀共产党员。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市级先进称号其含金量是何等的高！

（三）

母亲教子极其严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不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充满了温情母爱的女性，她在抚育哥哥和我的过程中，是将慈爱深藏心中，而更多地采取严厉管教的方法。这也许与家父不在身边（长寿湖劳教）有关，与她虽已摘帽但仍受政治歧视的有形无形压力有关。

她平时并没有教我多少是非观念、多少优劣习惯、多少做人规矩和准则，她要教书已经够忙够累了。但她心中设有底线，就是品行底线。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哥哥在重庆纺配厂后门外面吵起架来，阵仗有点大。很快母亲就知道了，认为有碍观瞻犯了大错，将我哥俩狠狠打了一顿，对哥哥还用火钳打了他脚杆，但她为此后悔和难过了一辈子。

其实当时我哥俩，母亲更喜欢我哥，因为我哥非常懂事，学习超好，给母亲安慰和快乐；而我那时算是嘿（很）调皮的娃儿，有时甚至还打架。还有一次（我哥已去世），我跟着院子里一个大几岁的娃儿耍，不知怎么学起了自己用烟叶卷烟，然后抽烟。母亲回家闻到烟味，知道是我抽了烟，这还了得，才十来岁就学抽烟了！极为震惊和愤怒，马上对我实行了“黄荆棍儿出好人”的现场直播。从此我再没抽烟了。

再有一次，读初中的我对学英语产生了莫大兴趣，母亲为此而花血本为我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常在晚上跑到房子外面十几米远那棵树下收听节目，其实就是想学英语发音和升降调种种；另一方面也确实对“敌台”（苏联的）有点好奇，想来个顺手牵羊。母亲发现后，一边大声斥责，一边对我痛打一通，从此我再没开收音机学英语了。

母亲写的教案

我虽然对母亲给我的严不曾忘记，但我更对母亲给我的爱刻骨铭心。

1967年5月，我被车子压伤右腿时，是妈妈您背着我上弹子石，坐车去五院、坐船去儿科医院看病，您是多么的不堪重负啊；

1976年，我开始在郭家沱做白案上夜班工作艰苦时，您和爸爸坐很远的船来看我，给我安慰和鼓劲；

2015年，我的眼睛视力恶化时，也是您，亲爱的妈妈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儿子，为了治好你眼睛，拿出所有积蓄我们在所不惜。”

不是现在，而是很早以前，我就深深懂得，母亲的严和柔，都是因为爱，那种无条件的甚至视死如归的爱。

（四）

母亲性格正直而倔强。虽然在三十岁出头就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并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这从精神和尊严上对她肯定是个沉重打击；但她与生俱来的正直而倔强性格并没有彻底低头。所以在学校，她有意无意表现出某种对百依百顺的不适，当然更渴望同事们在人格尊严上对她的起码认同。

每当大小运动到来时，她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紧张和焦虑的，这从她下班回家时的表情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但我就是没看见和感觉到她在学校低三下四唯唯诺诺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她倔强性格的确凿证明。

我记得，她跟有的老师发生过语言冲突，关系欠佳，可能大多不是来自工作本身和彼此配合方面的问题，而是多半与对方的某种“政治歧视感”有关。

母亲在这方面又是特别敏感，但又不肯夹着尾巴做人，她的倔强性格就越发显得扎眼和突出。而她的正直也是极其牢固并伴随一生的。我从没发现她身上有哪怕微弱的歪门邪道之念，无论从动机还是过程，母亲都是一个正字走到底。

例如，她说起1958年被划为右派一事。

当时，市妇联反右运动已基本结束，没有右派。上面说怎么可能没有呢？必须找右派！再一次一次地开会，要求与会者必须给领导提意见，不提意见不过关。母亲被逼着没办法，慌乱中就说了一句：“华逸主任好像不怎么爱学习。”

我的天，华逸者，彼时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之夫人也，当时又是重庆市妇联主任。你说妇联一把手不怎么爱学习，这还了得，绝对撞了大祸。

母亲太直，太正直，就算逃得过1957年反右，也逃不过后面的政治运动和官场文化过滤网。所以，母亲1958年于反右运动结束之后被划为右派，既是冤上加冤，又是在劫难逃。

母亲在长寿湖时留影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母亲的正直。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她教我所在班的数学，期末数学考试我得了90多分，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李毅同学。母亲认为，我平时数学没那么好，怎么可能得90多的高分？就追查我是不是事前看了她的试卷。

其实这根本不可能，她的试卷从不带回家，即使带回家我也在她视线之内，因为我跟母亲住一个房间，我家只有一间房。我那次数学考得好确实没有事先偷看，也许运气发挥了作用。1986年高教自考我数学考了85分。

母亲身上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1）工作上是多面手，既教高年级语文、担任班主任，又能教数学和音乐，还跟傅老师一起带领学校跳舞队取得第二名（1970年代初几十个队参赛），当时的校长黄友麟看后满意有加；

（2）写一手好字，遒劲挺拔，很抓眼球；

（3）喜欢安静，不怎么和群；

（4）特别喜欢养花赏花写花，算个花痴；

（5）不喜欢跟子女住一起，只想跟家父过看书看报聊天的二人日子；

（6）从不办生，也不喜欢鞭炮、纸钱和烧香拜佛；

（7）意志坚韧，她中风后在医院的最后日子，一点也没流露出害怕病痛和死亡的念头；

（8）不擅长弄吃的，只会做排骨炖海带和回锅肉几样菜，长期依赖伙食团；

（9）对人毫不吝啬，对己却节约过头，我给她买的保暖内衣和大衣就是舍不得穿。

（五）

母亲晚年一不小心竟然成了诗人。

母亲退休后，除了在阳台上养花赏花，陶冶性情，就是慢慢开始学写现代诗歌，时间大概在1990年代初，她已经六十出头了。

启蒙老师当然是家父余薇野，但主要还是靠她自己的诗歌天赋和自我努力取得成功的。在《星星》《当代诗歌》《红岩》《重庆日报》《重庆晚报》《四川经济报》《北海日报》等报刊发表百余首诗歌，更于1995年秋出版了诗集《石柱与花朵》。

母亲出版的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