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古代篇）】(2)

由钱先生对“道”的诠释,可知所谓士志于道,亦即谓士之职责在发挥人文精神,维护人生价值,实践人生理想。此乃中国古代士的基本品性,本质属性。钱先生明确说：“所谓士者,对此社会须能负起何种‘职责’与‘道义’，即是对此社会应有一番理想与其相应而起之一种责任感,而努力以求此项理想之实现。”而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犹说以人类之理想与道义为其责任”。对士志于道,钱先生还有一富哲学意味的说法。他说:“士字,以文字讲,是推十合一。善做学问者必能推,推十只是推至极,推十而能合一,然后吾道一以贯之,这才成为一个士。”此所谓合一,即合在一“道”上,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即将“道”贯通于吾人的生命中。“士事也,一个士就有一份事。我们谁不担任着一份事,既担任着一份事,就该成一士,就看他的志和道。士贵能推十合一，将全人类全民族全国家此一完整大道为我之志,为我之道,放在我的身上,放在我的心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可见此所谓"吾道一以贯之气实乃“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亦即道的内在化、人格化、生命化,从修养论上说即士必以道之性为己性,以道之体为己之体。而士若真能以道生命化自己,则始真能为一主体存在、一道的载体存在,亦真能“领导社会,发展理想”。否则将只是一“器”(犹今言知识匠、电脑人),为人附庸,为物役使。所以钱先生举释“君子不器”时,一定要说,“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此亦所以冉有为季孙氏用,孔子深为不满,要将冉有革出教门,取消冉有的“士”籍,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的“士志于道”,规范了士的生命,铸造了士的性格,也可说以“道”赋于士之流品的普遍共通性、社会性、超越性、实践性等性格；而道之内在于士的生命,即为士的道德精神或曰道德性,“行道有得,得于己之谓德”。此种种性,亦可谓是“士”与“道”的同一性所在。它们构成了士一流品的基本性格,就士所展现出来的种种性格中,钱先生的分析,凸显了士的超越性与宗教精神,这就是他的士为双料和尚或半和尚的性格说。

依钱先生的分析,士的超越性格首先表现在其与个人的经济利益的关系上。他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常人之希求美衣好食,但倘使是一个“士”,就须不耻恶衣恶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唯道是尚,承担“道”的责任,死而后己,更不计当前或将来的报酬。他说,中国的士,于此等处,显有一种宗教精神。而士参加政府后,由国家给以俸禄,则更应专为公众服务,再不该谋个人经济、经营私家生活。钱先生又引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来说明中国古代士的超越性,谓农工商生活有凭藉,唯士之精神所注在于道,不在私人衣食,此之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这就是说,士的凭藉在道,在人文理想,士的思想行为志向不以个人经济利益为转移,其人生实践与社会活动超越经济的制约,其承担的文化使命不为或贫或富所减杀或所取消。

从理上说,和尚是从个人经济利益超越出来的超越性和宗教精神的人格化。大不经营私人产业,便和出家无异。于此,钱先生指析,中国社会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当于外国的和尚(传教士)。他认为,和尚、传教士是出家的,不经营私产的。因其虽没有家庭,但不参加政治,所以说是单料和尚。而“中国的士是双料的和尚”。因中国的士,是不出家的,虽有家庭却不准其谋私人经济,“不别治生”,专要他讲道,还要参加政治,承担修、齐、治、平的文化理想的大责任。他说：“这是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精神。积极方面要参加政治,来管公家事,消极方面不允许他兼管自己的经济生活。所以说他们是双料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这是说：中国的士,至少该有一半的和尚精神。”钱先生的双料和尚或单料和尚说,是对中国古代士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的深刻揭示与形象性豁显。这个性格诠释,为人所未发,亦颇具有启示意义,故在此详为引述。

或疑中国古代的士是否真的以道为志、唯道是尚,此恐或多或少出自现代人有意识无意识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故且勿论。本文要指出的是,在钱先生,这却不仅是一观念之意义探究,更是一历史事实的观察。孔子规定与形塑了中国古代士的"志于道"的典范人格。当然先秦诸子百家共同参与这一规定与形塑,钱先生于此亦有揭示,如指出与儒家共为先秦显学的墨子提倡由兼士、义士发挥自我牺牲精神,来领导社会,负担起人类理想的责任，其精神实与孔子无异。但不能无视或抹杀儒家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换言之,孔孟所塑定的“志于道”的士之品性,其实正是战国学者的基本性格。钱先生指述,战国学者的学术路向,正是沿袭春秋,以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出发点,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为其共同向往的目标,于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伦理规范,来实现人类文化理想。他明确认为,儒墨为大社会人群建立理想,悬为奋斗目标,明知其不可为而仍为之的一种带有宗教热忱的,即是战国的精神。

即秦汉至清,孔子被奉为士之至圣先师、历代楷模,知识界纵或人言言殊,其实亦多在真孔子假孔子之争。"志于道"也一直是中国士人的价值方向与人格追求。钱先生指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学问主要目的,正在明道行道”。从钱先生揭示的历史事实中,即可知,道义担当、仁以为己任,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激浊扬清的巨大作用,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成仁取义的精神力量,诚如余英时所言,愈是“天下无道”、“天崩地诉”，孔子的“士教”愈显出它的力量。从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宋代的知识分子承五代之浇漓由范文正公开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抱负,到晚明亭林先生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党人二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其中跃动的,即是这“志于道”的“恒心”、“士的精神”。钱先生说,天下兴亡,即是指的人类文化理想,即中国人之所谓道。宋儒张横渠四为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可见"中国士人在历史上之大任务"。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社会人群之所以为社会人群之理想,即是中国相传士的一种共同精神。

比如，他的说文解“士”字，即为：“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人人》 》 （谭盾曲）曲）曲）原曲）原曲）曲）（谭盾 曲）曲）  中国现当代钢琴、 管弦乐作品中国现当代钢琴、 管弦乐作品1. 1.着力表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历史、 文化与现实生活着力表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历史、 文化与现实生活2. 2.建立在西方音乐文化几百年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西方音乐文化几百年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3 3 融汇东方音乐文化的风格传统融汇东方音乐文化的风格传统3. 3.融汇东方音乐文化的风格传统融汇东方音乐文化的风格传统4. 4.使西方传统艺术在东方中国得到新的发展使西方传统艺术在东方中国得到新的发展5. 5.是对世界音乐文化艺术的丰富和奉献是对世界音乐文化艺术的丰富和奉献。

所请“士统即道统”，要言之,亦即钱先生所言的：“中国社会的人生大道理,则寄托在士之一流”；“中国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中国的士“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之所在"。由是也可知,钱先生的士中心论,不仅是社会学意义的,更是历史意义价值意义的。所谓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云云,实即谓"由士来领导全社会共向此一条文化大理想的路上跑”。

四、“士贵王贱”，“道统尊于政统”

士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纠缠不清、欲理还乱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重要课题。对此,钱先生自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疏理与阐述。从他的一系列疏理与阐述中,我们还可看到,中国古代的士的精神是要入世淑世的,而此入世淑世的精神,或说其追求人文理想之实现的社会性、实践性、道德性,则不可避免地要指向政治。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士,多数已参加了政治,故史有“士大夫”之称。而在他们指向政治、参加政治的活动中,同样也表现了其对政治的超越性,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士的超越性格一以贯之地表现在其政治立场上。此种既参加政治又超越政治的关系,钱先生概括为“士贵王贼”、“道统尊于政统”、“道统高于政统”的文化观念与文化传统。这其实是“土统即道统”之观念与传统的进一步说明及延伸。

钱先生认为,战国的士对政治活动有极大兴趣,他们抛不掉政治意念。但是他们不是为政治而政治,不是为政治之器用,而是出于社会全体关怀的人文精神。他们根本的动机是社会性的,着眼于下层全体民众,是为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之金体性的里想而政治。他们之参加政治,是以政治为鉴于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的工具。就是说,道或人文理想为其政治活动的原则。于此,钱先生引用孔子的话说,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进而诠释说：“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材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土可以用,可以木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这就是说,仕必保持“道”的原则,进退用藏只是士以“道”为原则的自由选择。唯其如此,所以孔子墨子都常以不合自己理想而从实际政治圈中抽身退出。此种态度,老庄亦不免。亦唯其以“道”为原则,他们才进退行藏自如,不受制于人。因此,钱先生指出：“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这一意识形态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特色。”其“重道而轻仕”的观念,也一直是中国古代士的精神蕲向与行为准则。此进取性与退婴性始表现出士的政治属性的全幅意义,而此,尤其是“重道轻仕”、“宁退不仕”的政治态度与观念所直接显示的,乃是“他们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场”。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道轻仕宁退不仕,还由于其精神与传统的最大特点,在把个人没入大众而普遍化,其智识的对象与其终极目标在普遍大众,在全人类,在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在现实社会人生中来实现人文理想,认为士之大用,用于野而非用于朝,这正是士的社会性。此特点与传统亦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钱先生说战国的学者“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一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的带有一种宗教性。所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经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人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至于特殊性的人格,超越大群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个人主义,始终不为中国学者所看重,这又成为中国此下标准智识分子一特色。” 指出“战国学者在理论上自觉的为中国此下智识分子描绘出此两特色,遂指导出中国历史文化走上一特殊的路向。”

顺此重道轻仕、重野于朝的观念及两特色,及进而表现为“士贵王贱”、“道统高于政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与政治文化传统。钱先生指陈,“士贵王贱,亦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特殊观念特殊风气”。所谓士贵王贱当然是价值意义文化意义的。但虽然现实政治中,王至尊至贵,但在中国人尤是士的价值观念中,却是士尊于君。士以师道而尊,以“士统即道统”而尊,士承道统而名望能高于帝王卿相一类政治人物,士可以无君,常以自任道统自负，而君则不能不礼贤下士。钱先生解释“士贵王贱”说:“在中国人心中,君师并尊,而、士人之为师,抑犹有高出于为君之上者。"又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历代取士标准,亦必奉孔子儒术为主。政统之上尚有一道统。帝王虽尊,不能无道无师,无圣无天,亦不能自外于士,以成其为一君。”

所谓“道统高于政统”,钱先生早在抗战时就明确提出,此后一直宣说。他说：“教权尊于治权,道统尊于政统,为儒家陈义,亦传统文化之主干”。而且，“道统地位随于历史演进而益尊于治统之上”。如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新士宋代理学家,即是大体退在野,尊道统,开风气,以做政治之领导。按钱先生揭示的历史根据,其大端有四。一是中国文化观念与传统认为,人道之大端乃在师统,而非君统。其二,民间私学不尊循朝廷官学,而朝廷犹予以优容,将教育教化大权让之社会私家之手。其三,中国秦汉以下之传统政府,乃由学术界组成,受学术界之支持与领导。此亦中国历史一持有传统,传统政制之精髓所在。其四,君位治统可以有历代之更易,而师传道统则不随以俱变。而以学术指导政治,以学术为政治之灵魂而非其工具,学术必先独立于政治之外、不受政治干预,亦即保持士一阶层的独立的超越政治的立场,实即此“士尊王贱”与“道统尊于政统”之观念与传统的精义。“士尊玉贱”、“道统尊于政统”，可说集中表现与豁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超越政治的立场与意识。

从钱先生的阐述中,大体可以透见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处理其与政治的关系,乃以在野影响与指导政治为主要方式,以入仕为次要方式,或说在观念上前一方式更重于后一方式。由于上述战国开始形成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两特色，“士尊王贱”、“道统尊于政统”的观念与传统,士之超越的政治立场及其两种处理政治方式,结果，“中国士流之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会之下层”，在对中国文化发生久远的历史影响。此即钱先生所谓“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常传于天地间”。同时,中国政治因此亦常得保持一次好之地位"。盖中国的士重道轻仕,宁退不仕,使道藏于野、传于世,中国社会人生乃终得蒸蒸日上,务使做人价值更尊于在位者。更高标准的人格楷模以普通人而生活在社会大群中,此又使得政治人物亦不得崇仰此楷模而趋附此标准。钱先生认为：“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特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也。”

五、结语：“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

整体而言，历史学自晚清梁启超「新史学」的呼吁，发展至今，台湾史学界无论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开拓上，可说贡献卓著，但是由于轻忽理论或是执着于实质研究，这种着眼于以经验事实作为学术最后判准，并以「再现」作为历史的主要功能，使得「史考」成为「再现」历史过去的最有效方法，这种「以不知为没有」，使得历史学介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台湾对这一危机的认知并非来自史学工作者对于自身学科知识的反省，而是来自台湾对于「后殖民」存在处境的思考，以致回思作为后进、殖民边陲处境下，自身历史被书写而覆述的情境，而对此有所思考，甚且反省动力依旧来自历史圈外或非学院的文化场域。煤质颗粒活性炭吸附水中溶质分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几种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离子吸引力、范德华力、化学杂和力。在 新闻写 作中对言论 事实 的表述,根据不同情 况 可以摘 要引 用、完 整 叙述,也可以把 许多的言 论 和 一 个人 的许多看法作简要 概述,甚至概括为一句话、一 个 观点。

因工作变动和公司业务变化的原因，接受赵宏舟先生辞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接受钱卫忠先生、隋军先生、陈威先生、辜忠东先生、陈帅先生辞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对赵宏舟先生、钱卫忠先生、隋军先生、陈威先生、辜忠东先生、陈帅先生为本公司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①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设计了剑、心、宝、锄四个部分，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日本从古代到中世的历史（明治维新以前），讨论了日本的国家形成、历史建构、宗教信仰、社会变动等方面的议题，涉及遣唐使、圣德太子、源平合战、南北朝分裂、幕府更替、黑船来航、尊王攘夷运动等诸多日本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事件，并对日本中心论等流行观点进行了批判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