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武松，一个英雄的五件正事(2)

杀人的正义与公义观念代有回响。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任何治理形式的人类社会中，个人的正义可以完全交由国家掌握吗？以《水浒》的案例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个原因，其一是，正义触及的社会对象并不是任何抽象的人群，而总是具体的个人，撇开个人，撇开受害者无以取代的个人感受与感情，司法的正义和社会的公义将无法立足。其二是，在《水浒》式的社会中，代表国家法制的司法经常不是受司法正义或社会公义的精神指导，而是完全可以被各种利益操纵自如的机制。所以，作者读者都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也不会轻易杀人，但太多的人们却一致对《水浒》世界中的好汉杀人抱赞赏的态度。

武松在快活林并没有杀死蒋门神，因为他们没有仇。激发飞云浦到鸳鸯楼的天杀凶心的是蒋门神，张都监等必欲致武松于死地的算计和安排。简单说，权势对社会的压迫，或处于被管制者阶级的最暴烈反抗，往往只发生在一种具体的条件之下，当权势者以人民的生命为索取对象，这时的社会对立就会瞬间脱落任何道德或道理的外衣，暴露出震撼与不可挽回的底色，那就是杀人的喋血正义。

有许多《水浒》的解读者把武松一类的梁山好汉与战国秦汉时代的古代侠客传统相联系，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侠客的世界正是一个私力正义的世界。《水浒》好汉除了个人生活中的爱吃牛肉和爱喝酒，在社会行动方面，除了仗义疏财，便是敢于杀人。这两种特征并非偶然，这与司马迁和班固笔下的古代侠客肯定有思想与观念上的承继关系，而此中则表明古代社会普通人民很现实的两种普遍困境：在经济上缺少体制和制度化的救济渠道，在正义上同样缺少这种救济渠道。仗义疏财的经济救助需要相当财力作支撑，因此是宋江或柴进类人物的主要特点，但杀人则需要高超的武艺，这一点上，武松，林冲和鲁智深之辈则可谓当仁不让的主角。所以，《水浒》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人们理想中经济上有保障和照顾，司法上有清晰的正义存在的世界。这也是梁山神话可以历数百年不曾湮灭，仍旧能激发人们巨大兴趣的原因。法治的美国西部片并未绝迹，中国人岂会不读《水浒》？

当然，这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好汉和侠客作风中，也颇有草原胡族的风气，或者说，符合南宋以后中国的普通人民对胡族风气的想象与记忆。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古老的华夏正义的记忆，也混合着后来的北方胡族的正义记忆，这些记忆本身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鲜活的记忆催生了一种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把乱世中煎熬的大众对正义的感知与个人结合起来。所谓诗可以怨，可以群，但正义的感知却绝对是个体的。离开自我的正义是难以设想的，那叫顾全大局。

分金银与拜把子

《水浒》的一种出自赛珍珠的英文译本书名叫“All Men Are Brothers”，直译回中文则是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英文中也有专门表示兄弟般感情的习语，如brotherhood，以及更著名的源于亨利五世在百年战争期间阿金库尔战役中名言的band of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典故出自《论语·颜渊》，儒家的学说核心为其家庭伦理，强调兄弟的友爱和照顾。但《水浒》所代表的江湖世界显然没有儒家所讲的这种家庭或家族伦理含义，而是其很另类的引申。1930年代萨孟武先生写《水浒与中国社会》曾指出，古代穷苦的社会阶层，他说的所谓流民与流氓的阶层，因为没有父兄与家族的势力可以荫庇，因此特别重视与同伴间的关系，他将此称为所谓义气或义的伦理。

江湖世界是一个原子化的被迫个人主义的世界，因此，获得同伴的信赖与互助，这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萨先生的说明深有启发。然而，此事依然可以有其他方面的解释。武松在柴进庄上避祸，柴进并没有成为他特别倾心的兄弟，反而他因为遭到冷遇颇有怨言，他对宋江倒一见倾心，成为终身的兄弟。《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好汉事实上也是各有派系和山头，直到最后的结局，甚至有直接远赴海外，脱离和终结梁山联系的。这表明，单纯的义气的伦理连接是不能说明江湖世界伦理的。

宋江在柴进庄上被招待时偶遇已被冷落的武松，此前他们并无交集，那时候武松也尚未有打虎这样的显赫事迹。打动武松的是，宋江立即对他表示特别的尊敬，并以自己的面子不顾柴进的顾虑，邀请武松参与酒席。其次，虽然宋江在逃亡中，他还是远送武松十几里，最后在村酒店再特意饮酒送别，并坚持给予武松一些银钱的资助，也就是实行了大秤分金。可见，义气不是抽象的好汉伦理，他最基本的两个元素是人格上的无保留尊重与经济上的无私分享。柴进虽然在自己的能力限度内非常容易做到照顾武松，在这两个最关键的表示义气深重的事情上却做得不够。

昭君博物院收藏的匈奴金牌

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战国时期匈奴金冠，冠顶底座半球形，顶心立一金鹰，绿松石雕成鹰首，上嵌黄金双目。头和尾部是金丝穿缀，可灵活摆动。半球座上的纹饰为四只大角卷曲的羊在四只饿狼噬咬下挣扎。冠带两层箍体上装饰着老虎、大角羊、马等极具草原文化的粗旷图案。

武汉龟山的桃园三结义雕塑

个体人格上的尊重与对银钱的慷慨豁达，这两点都与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训颇不合拍。现代史学研究已经清楚，农业化社会对财富的主要衡量指标首先是粮食与金钱积蓄，以及土地和房产，乃至人力的占有。仍以挥洒金钱，对陌生个体给予高度的尊重，这大约不是很合于圣贤教训的做法。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古时期高度胡汉融合的北方社会，以及北方胡族人民的草原产业与生活起源，则这个问题将非常容易理解。游牧的胡族由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原因，居无定所，对土地和房屋是缺少兴趣的，个人的财富无论来自生产，抢掠或贸易，更多的是以贵重金属或珍贵朱玉宝石的形式拥有，更夸张的，可以黄金雕鞍，宝刀镶嵌宝石之类。《居延汉简》等出土文献表明，在以铜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时期，边境地区的驻军和行政，经常使用金银等跨境硬通货，这样的风气逐步影响到中原皇室与贵族的生活风气。中国古代并没有丰富的金银采掘历史，炼金术的发达本身就表明整个社会金银资源的珍稀。

而在草原上的牧民，本来生活于一个没有科层制国家管制的社会，用王明珂先生的话来说，如果压迫过重，则把全副家当装在车上，赶上有四个脚的财产，脱离王公单于们的管辖了。同时，草原的生产方式受天气和疫情等影响极大，这与以海为生的渔民很相似，一位拥有万头羊群，千匹骏马的草原富豪，一场疫情，一场突然的大雪（很多读者应该记得龙梅和玉荣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故事），很可能立即就变回穷光棍；相反，可能因为一次偶然捡到的几块宝石，或一次抢掠水浒之极品武松，一个普通的牧民也立即变为大富豪。这种生业与生活的特点自然养成草原民族对金钱和财富会有较豁达的心态。这也使他们对于救助他人的危难更为自然和热心。

草原民族对兄弟和家庭的感知与过去的中原人民也有极大的差异。北宋的前朝后周有养子继位的往事。史载安禄山曾养八千胡儿为禁卫军，演义中，起自沙陀的李克用有所谓十三太保。在草原的胡族中，以拟血亲的关系来结成社会或政治的盟约是很常见的。因为草原胡族并无儒家的严格家庭与家族伦理的传统，而本身生活中个体的人格又较发达，在社会组织形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结成父子或兄弟的拟血亲关系是很自然的选择。中国古典小说中那么多结义故事，包括当代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郭靖和拖雷式的兄弟情，很可能都与中国中古以后的北方社会成分的变化有关，因为，在秦汉史籍中，并没有这种称兄道弟的传统。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得出武松或宋江是草原胡族血统的结论，但我们可以注意的是，根据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造成《水浒》人物各种行为方式与特点的文化源流与中国古代华北胡汉融合的大历史潮流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视为特别中国，理所当然最中国的事物，就其源流而论，从来不是什么纯而又纯，万古不变的东西；而就中国民族和文化的真实历史演变而言，我们和他们往往早已难以割舍地结合在一起。如此，则我们就不会被“XX之后无中国”之类耸人听闻的大话所蒙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