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3)

基础理论研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不能把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关注现实的研究对立起来，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四、克服“欧洲中心论”消极影响 加强非欧美国家历史研究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专门提出来？就是因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在今天，很多学术研究中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以前，有不少世界史中没有亚洲、非洲，这叫什么世界史？这就不叫世界史。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就是世界史。“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非常深、非常远，也非常广，我们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因此，要用科学研究的成果、用实际行动来消除“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个方面。

其一，如何把对非欧美国家，也就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研究切实通过一些标志性成果和代表学科发展方向的重大选题体现出来，切实培养这方面的高层次、高水平研究人员。

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作出了一些努力。举例来讲，近几年我国社科基金的一些重大项目立项包括：“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新编日本史”“犹太通史”“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东亚史上的‘落差—稳定’结构与区域走向分析”“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中日韩古天文图整理与研究”“前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年代研究”“西沙群岛出水陶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多卷本非洲经济史，这些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方向性内容。

其二，在对非欧美国家的研究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体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

研究非欧美国家发展时，一方面要吸取国际学术界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不能将我们自己的理论、结论用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术语、西方的理论体现出来。这是我们要有意识解决的问题。

举例来讲，中东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有关中东问题作为国际政治热点问题研究之一的历史学作品大部分是英语作品，而中东国家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作品比较少，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东国家的学者本身的作品就比较少，因为中东国家长期处于战火、战乱、动乱之中，在经济文化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的相关学术著作就比英语国家的作品要少；二是我国缺少能够流利、准确地用中东国家的语言来翻译他们作品的高级专门人才，我们在短时间内不能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我们不能把它停留在口头上，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其中一个实际行动就是要在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观点、中国的立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感情和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表现出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尝试和努力。

其三，我们在对非欧美国家的历史研究中，要汲取国际学术界的有益研究成果，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学术合作，共同完成这方面的研究。这里的学术合作、学术交流既包括国内学者的合作和交流，也包括国际学者的合作和交流。

举例来讲，李春辉教授写的《拉丁美洲国家史稿》（上下），是我国学者第一部拉丁美洲史著作。直到现在，这部作品仍是中国世界史学者、世界史学生学习拉丁美洲史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李春辉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了对于拉丁美洲史研究的非常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立场和中国世界学者的感情。

中国虽然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距离遥远，但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和遭遇，又面临很多共同的任务，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国家历史。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国家的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对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之上，要建立在对中国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上。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研究不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概念、理论、术语，而是表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立场，得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国老一辈学者在很多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张闻天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有一部手稿的名字叫《西洋史大纲》，该书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西洋史大纲》这本书很特殊，它完全是影印版。《西洋史大纲》是张闻天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著作《人类的故事》翻译而成。张闻天在翻译《人类的故事》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这本书既然是讲人类的故事的，为什么鲜少提到中国与印度？可见，这是一部典型宣扬“欧洲中心论”的作品，因此他把书名改成了《西洋史大纲》。也就是说，这本书主要是以欧美人为中心的，这是渗透着西方人“欧洲中心论”的一部作品。《西洋史大纲》这本书非常重要，张闻天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就是如何自觉地批判、抵制“欧洲中心论”，如何自觉地通过学术研究、科学知识的传播表现自己的立场和感情，这也是中国世界史学者最需要的。通过读《西洋史大纲》这本书，我们也能感受到张闻天鲜明的立场，他把学术研究、科学研究与争取人类自由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

五、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有益内容 服务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

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把很多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作品翻译成了中文作品。

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就是为了吸取它的有益内容，服务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而不是用它来代替我们的历史科学，更不是要把中国史学理论全盘西化。我们不能一说学习外国，马上就说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行，这是错误的。学习外国是为了中国，学习古人是为了今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因此，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目的就是要服务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很多重要成果。这里我只列举三部综合性作品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通过这一简单介绍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总结出一些规律性内容。

第一部作品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分析西方史学理论的各种流派、代表性作品、代表性人物时，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作为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内容，从整体上理解每一个西方历史学家的代表性作品以及他们的主要理论。从总体上理解，才能看到西方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和它所存在的一些无法弥补的时代局限、社会内容局限以及意识形态局限。我们今后在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时，也要从这个方面来做。

第二部作品是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该书主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史学发展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理论描述的加强、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重要学术流派和史学流派的形成等等。这本书在谈到欧美史学发展的过程时没有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因为欧美史学发展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现象，在很多方面上是这个时代的折射，是社会发展的反映。这样一来，我们在学习、分析、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史学发展时，就能知道之所以出现这些发展的原因，这种发展反映出了史学背后更深刻的社会发展的内容。

第三部作品是姜芃主编的《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该书主要回答了世纪之交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内容和趋向性内容。书中指出，世纪之交，西方史学发生了两次重要转折。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它催生了新史学分支学科和新研究视角的出现，这些新学科包括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女性主义史学、后殖民主义史学以及环境史学等；90年代前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全球化等，又一次调整了西方史学的研究视角，重新把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世界宏观的发展格局提上历史研究的日程，从而催生了文明史、全球史、新文化史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等。

这三本书是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重要成果，同时这三本书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也指明了我们今后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法。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一定要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服务，有些人鼓吹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是加速中国史学理论的西化，有些人不加分析地提出要用西方理论改造中国史学，这些都是错误的。中国史学理论基础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是为了吸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它不拒绝任何先进的、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代表学科发展特点的新的知识、新的内容。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谈了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是建立在对过去40年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具体过程作出的五个方面的判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过去40年间，中国在世界史研究上取得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成绩，为今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世界史研究在过去40年里凯歌行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我们也更加相信它的光明的未来，不管是在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加强基础性研究上，还是在吸取国际学术界的有益成果上，都会有新的进步，为推动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