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丘吉尔演讲 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密行动(8)(12)

汉城每天收发来自朝鲜北部潜伏间谍或者东京美国情报总部的加密电报。这个密室里还保存着成功打入朝鲜人民军或者政府内部的间谍档案。房间非常保密，只有两三个美国人可以进出。朝鲜人民军的通讯由另一个情报单位接收、破译、翻译。当时他们也有一间自己的无线电室，在那里负责监视朝鲜的电台。

就是在这个充满绝密的情报大楼里，詹姆斯偶然了解到了中情局曾经实施过的最绝密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未遂行动——负责秘密行动的中情局官员汉斯??托夫特上校建议派出一名顶尖级杀手刺杀朝鲜最高领袖金日成！更令人震惊的是，中情局居然认可了这一阴谋，允许托夫特上校实施行动。

托夫特上校在东京物色到了一名美籍印第安职业杀手。此人长相极“鲜族化”，有狂热的冒险精神，愿意为“消灭共产党”出力。同时此人很有能耐，枪法出奇的准，擅长爆破，而且有过从军的经历。托夫特对此人非常满意，尽管他说需要一大笔钱。托夫特马上把他上报到中情局，中情局也十分振奋，指示托夫特可以招募此人，并且立即准备刺杀行动。

然而，当托夫特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东京某个街头等了整整一天，那名印第安职业杀手连影子也没见着。托特夫当时就在想，那个人要么是放弃了，要么就是朝鲜人抢先一步逮捕了他。若干年后，托夫特偶然查到这名印第安人的档案时发现，这个人竟然在东京永远地失踪了！

从此，中情局再也没有重提暗杀金日成的馊主意。

1950年10月7日，沃尔特??B. 史密斯接管中情局，成为第二任局长。他就任局长不到一周，就将政策协调署完全纳入中情局的管辖之下。将政策协调署与行动部合并为计划部（后改名为行动部），任命威斯纳为部长，赫尔姆斯任副部长。由中情局的非官方顾问艾伦??杜勒斯负责合并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不久，杜勒斯被任命为中情局副局长。

1952年夏末，中情局除了计划部、情报部这两大业务部门外，史密斯还建立了行政部，加强了预算、人事、安全和后勤工作。至此，中情局大体上完成了组织机构的建设工作。

尽管史密斯任职时间不长，但他为中情局建立了延续20年之久的基本结构和规模。10年前多诺万建立统一情报机构的设想在他手上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1947年到1953年间，中情局的正式人员扩大了8倍，扩充的主要部分是秘密行动部门。1948年，中情局只有302名工作人员，7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470万美元。到1952年，它有2812名人员，3143名合同人员，47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达到8400万美元，并且很快就增至2亿美元。此时，在该局的工作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员从事秘密行动，他们的活动经费约占该局预算的四分之三，而且中情局的高层职务也大都由这些“秘密行动”专业出身的官员把持。由于局长史密斯、杜勒斯的努力，中情局从1950年的5000人迅速扩充到1955年的1.5万人，另有数千名合同雇员以及外国间谍。

“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

当年在朝鲜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还让人们对中情局另外的一种“职能”产生了兴趣。

当年，经常有一些被俘的美军官兵在苏联的电台广播中作反战宣传讲话，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情局的上层人物对此既恼火又疑惑。联想到以前发生的种种类似现象，中情局的那些官员们认为，这些美国军人的反常举动，极可能是苏联人利用某种特殊的药物控制了俘虏们的思维，瓦解了他们的意志，致使他们完全听命于苏联人的摆布。然而，苏联人到底是用何种方法来控制俘虏的呢？这对中情局来说是个不解之谜，而且意义重大。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1937年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以后，俄国人举行公审的司法程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告在法庭上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和招供。大多数被告的行为举止如此相似，说明他们受到了同一种人为力量的操纵。最为突出和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子是，匈牙利的明曾蒂红衣主教在匈牙利人民法庭上的认罪态度。这类人会认罪是令人费解的，除非认罪者的脑神经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肉体折磨不可能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根本变化，最多只是使人暂时屈服，可是，这种屈服绝不会是心甘情愿的。而且，肉体折磨毕竟多少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痕迹，更先进的技术可能被应用了。它包括：一、神经外科学：对大脑的前叶进行外科分离手术；二、休克法：应用电流或药物；三、精神分析法：麻醉分析与综合分析法，催眠分析与合成法；四、采用上述的综合方法。英国首相丘吉尔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