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莲瓣考(3)

（图三十三）

元代中期开始，龙泉窑莲瓣纹粗糙而复杂的民俗化倾向出现(图三十四)。

（图三十四）

这种双轮廓的莲瓣纹是典型元中期至元晚期的工艺特点，同时伴随着诸如拉坯、利器、圈足工艺的同步退化。还出现了随意性很强的分隔式划刻莲瓣纹（图三十五）、叠层式划刻莲瓣纹等多种形式的工艺（图三十五-1）。

（图三十五）

（图三十五-1）

元代龙泉窑瓷器在这个时期大量使用划刻工艺，除了部分大盘以外，诸如碗类、立件、文房等器物上，莲瓣纹饰逐步开始消失，以划花作内外装饰。另外，条状莲瓣纹开始出现（图三十六）。

（图三十六，元代窑裂盘）

条状莲瓣纹不仅出现在盘、碟等实用器上，也大量出现在大小荷叶罐上（图三十七—三十八）。

（图三十七，大荷叶罐）

（图三十八，小荷叶罐）

其实，这种条式莲瓣纹也同样属于宋代莲瓣纹传承后的简化（图三十九）。

（图三十九）

元代的历史条件下，以量求生存的窑口现状直观地体现在我们眼前，虽然纵向比较，质量工艺下降简化，但在横向比较中，龙泉窑莲瓣工艺在同时代的窑口中仍然是佼佼者。

元晚期至明代早期，龙泉窑的莲瓣纹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条状明式莲瓣纹开始出现，并与元代有所变化，无论大窑或竹口产品均使用此类莲瓣纹，甚至福建的松溪窑也仿制同样的纹饰。这种工艺一直延续到明中期消失（图四十—四十一）。

（图四十，大窑）

（图四十一，竹口）。

荷叶盖罐的条式莲瓣纹与元代比条状更突出、更富有立体感（图四十二）。

（图四十二）

值得注意的是，从元代早期至明代中期这一百多年中，景德镇青花瓷已经逐步大量采用仰莲纹，但龙泉窑仍然坚持自己的工艺，显示出独立的个性，而不盲从。从明洪武至成化前，明朝政府在龙泉设立官窑烧制的各类器物，其它纹饰与景德镇官窑几乎完全一致，但却很难找到仰莲纹这种景德镇官窑御用纹饰（图四十三）。

（图四十三）

碗口的回纹和中间的纹饰工艺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一样，但回纹以下满工至圈足而不作莲瓣纹。

元代中晚期的间隔式莲瓣纹明代也有少量使用，但并非主流，不具普遍参考意义（图四十四）。

（图四十四）

（二）龙泉窑莲瓣纹的文化及宗教背景

从文化、宗教范畴来考察，莲瓣纹龙泉窑并非首创，伴随着佛教的进入，东晋始、南北朝兴，佛家圣物莲花就在“北白南青”各大窑口遍地开花。这种发展脉络，穆青先生在《试论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一文中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考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但到南宋时期，牡丹随着李唐王朝的喜爱而异军突起，成为瓷器装饰的花卉之王，相反，作为佛家象征的莲瓣装饰退而求次，在很多窑口的器物上演绎成充满了世俗吉庆象征的题材。唯有龙泉窑，坚守着莲瓣这种看似单一的装饰主题，而且一守就是数百年，直龙泉窑日渐式微。

龙泉窑在南宋以前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拿来主义”史，先学越、后学耀、汝，可以说哪里先进就学哪里，无论是器型、装饰还是釉色，基本是在不断学习中快速迭代。具体到莲瓣的装饰，自然也是瞄准国内一流迎头赶上，五代时期，越窑流行浮雕多重莲瓣，龙泉就开始追求立体感十足的多重莲瓣；北宋晚期，耀州开始在器物内壁刻划婴戏莲花、缠枝莲等充满民俗况味的装饰风格，龙泉窑有样学样，金村、大窑窑址里残存着大量这类瓷片。

奇怪的是，两宋之际开始，龙泉窑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身，不跟风了，管你别的窑口饰不饰，我坚持刻我的莲瓣，为什么一直在瓷器发展队伍中齐步走的龙泉窑，会携这朵莲瓣掉头离队，走出一条特立独行之路？

宋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表现最突出的成就，便是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的相互融摄——被朱熹推为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援佛引道，自创《太极图说》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并催生程朱理学，使“三教合一”体现出以外部功能的发展到内在精神一致的特点——周敦颐为何对莲情有独钟？大道至简，对这位极力推动“三教合一”的大儒而言，除了个人喜好，恐怕还有一层考量：莲与佛道颇有渊源——宗师所好自然是后辈圣物，这一文化印记体现在器物上，需要一个鲜明标志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