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罪行展 四川宜宾市长嫌工资太低辞职后，光脚坐在火车站里的照片火了(4)

如果老天爷还让我多活几十年的话，

我会一直做下去，

我要在有生之年建100个说真话的博物馆。

现在不是说中国梦吗？

这算是我樊建川的中国梦吧，

真成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这座博物馆里躺着的，

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

更是社会理想，只有将文物摆出来，

才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

像素越高越清晰，

就越能震撼人心发人深思。

为建博物馆他砸了十多个亿，

为了养活博物馆，

他重拾老本行去讲课，

他还坚持写书、卖唱录CD，

有时一天写好多幅字卖掉，

“一幅字，无论大小10000块，

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

当初的亿万富翁，

生活是过得是越来越简朴了，

从大城市搬到了小镇，

大房子变成了小房子，

每天穿几十块的衣服，

上街吃几块钱的豆花血旺，

可他却乐在其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动荡年生，蜷缩小镇，

偷度余生，夫复何求。

这个冒险家总能颠覆别人的想象，

走最不寻常却最让人佩服的道路，

他曾对朋友说过：

也许要有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

才能成就终身的良心。

这个穷极他一生财力，

物力与精力建成的博物馆，

他说：要在百年之后全数捐给国家，

他从来没把博物馆，

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他说：我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

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

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

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2007年，他当众口述了这样一个遗赠，

并转身告诉自己的女儿：

你以后到博物馆也要买票。

不仅如此，他还在遗嘱中，

作出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决定：

我死后，皮囊交给，

我曾工作过八年的第三军医大学。

零碎部件如角膜等，随便取，随便用；

骨骼做成标本，亭亭玉立，

用于教学，告诉未来学生，

这就是老教员樊哈儿；

皮剥下来，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

谁要敲一下，他就出现在，

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

但敲鼓人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

他把献身博物馆的愿望，演绎到了极致。

他说的这些计划，

妻子都被他说服，同意并签字了，

只有剥皮做鼓的事，她怎么也不肯同意，

她怎么能忍心呢……

可他仍然坚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

因为医生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

他说：多简单多好的事儿啊！

私人建立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

行动者必须具备：

足够的金钱，够理想主义，

够无私无畏，孤军奋勇，

舍私利成大义。

“每个博物馆都在代表我说话”

据说，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馆细看上一遍，得在安仁住3天。

若非亲自来过，否则很难想象，这个距离成都数十公里之外的小镇居然有如此之众的收藏。倘若来看过一遍，也就明白了大概——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似乎什么都能被樊建川收入囊中。

就拿“5??12”汶川大地震馆来说，第一支到映秀的冲锋舟、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站在废墟上讲话的话筒、“敢死队”出发前喝壮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甚至地震后被埋36天救出的“猪坚强”也被他找来，圈养在门前的空地上，有专人喂养和打扫猪圈，游客少的时候还要放它出来散步遛弯儿。

樊建川说，“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布展，观众能看清是其一，能思考是其二。野生，山寨。”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几乎每个场馆的展陈设计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态度和风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厅场景、小到展品摆放中一一显现。比如，战俘馆的地面是钢板，代表钢铁意志；川军馆的地面用的是当时四川人家里最常见的石板，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百万川军战士的流血牺牲。

“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樊建川说。

日军侵华罪行馆，他请来了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来设计，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建筑大师面前，樊建川没抛开自己的执拗，他在矶崎新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几点改动：“最开始正门很大，我觉得不行，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进去，用1931顶日军钢盔象征日军侵华时的来势汹汹；以前的大门变成了出口，台阶上雕塑着日军的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离开，象征抗战胜利；最开始的设计是白色的，我坚决不同意，白色太纯洁了，后来改成了灰色；这个馆的尺寸本来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这些改动，樊建川都取得了矶崎新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