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写的汉字和读音在《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

在《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一书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 曾经如此描写中国人口的识字情况：「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根据各地有限的、不甚科学的普查记录，人们普遍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文盲率超过 80%。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以至于毛泽东主席曾经在 1945 年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时过境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统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截至 2015 年，中国人口的识字率达到了惊人的 96.4%。七十年后，中国的文盲率完全逆转。

这一切，有周有光很大的功劳。

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尊敬他，而他又太谦虚，你甚至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

为什么是他？

Google 在 Doodle 介绍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周有光，今天北京的拼音可能仍是 Peking，重庆仍是 Chungking。

在此之前，中国各界广泛使用和官方认定的拼音系统，以发明并建立它的 19 世纪英国外交家和汉学家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的名字命名。

威妥玛拼音利于西方人士发音，备受推崇，中国的一些专有名词目前仍在使用旧的威妥玛拼音名称，如清华大学和苏州大学的英文名，分别用的是 Tsinghua 和 Soochow，茅台 应为名为 Moutai。大部分台湾人的姓名和县市地名采用的也是威妥玛拼音，如蔡英文 Tsai Ing-wen、高雄 Kaohsiung 等。

威妥玛拼音的掌握难度较高，推广难度较大。更重要的是，一个名词如果按照威妥玛拼音的拼写方法，读出来和普通话发音有着较大的区别（普通话和标准汉语拼音规范基本同时制订和推广）。

不懂威妥玛拼音很容易闹出笑话，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奇，曾在她的书中将十多位人士的中文名按照威妥玛拼音的发音直译。隆重介绍：常凯申 Chiang Kai-shek……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意进行文字改革以加强教育顺便和国际接轨。但在当时，国家缺乏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周有光此前对语言学感兴趣，发表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书籍，于 1954 年受政府邀请成为顾问专家，任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上世纪 50 年代的那次汉语拼音改革，入围的包括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记式、图案式、数字式等多种。最后大家敲定采用拉丁字母。1958 年，周有光参与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成为了汉语拼音系统的规范指导性文件。

汉语拼音和威妥玛拼音同样采用了拉丁字母，但读音更利于中国人发音，而且还有音调标志，一旦规范了声母 (b、p、f 等）和韵母（a、o、e 等）之后，非常好学，用现在互联网比较流行的术语来说，“很容易规模化”。

关于这项工作的功过讨论，至今仍在进行着。很多人认为，将汉语拉丁化否认了汉字的历史意义，当时中国的文字改革制订者和高层决策者的想法很危险。

汉字拉丁化源自于北边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在不说俄语的少数民族中推行文字拉丁化，列宁称其为伟大的革命。最难写的汉字和读音受到苏联影响，陕北苏区也在推行基于拉丁文字的新文字。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自己 1936 年访问陕北苏区时，发现当地已经在采用一些汉字拉丁化的措施。

当时的汉语教材

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曾在苏联进修，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罗马字母，这是确定了的。因为拉丁字母是现代大多数的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是为中国知识界所已经熟悉的一种字母……拼音方案，在目前主要的用途，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和用作教学普通话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