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 《左传》重民政治思想的学习笔记(2)

这种重民思想，既有实体正义的需要，也有程序上的要求。后人最常称引的是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说明执政要允许人民说话，征询人民意见。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当然，对人民的意见，是否听从，执政者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同样是子产，在征收丘赋时，也说过另外一番话。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

事实上，考诸《左传》史事，在某些国家，重大政治问题有民众参与决策，不仅是一种言论，也见诸实践。

在《左传》中，和“民”相近的另一个概念是“国人”，民众参与实际政治主要指的是“国人”。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中对“国人”有专文论述，他指出所谓“国人”语义有大有小，但大抵多指国都中的人，包括士农工商。“国人(主要为士)在西周后期及春秋时地位极为重要。国之盛衰、胜败、国君及执政之安否，贵族之能否保其宗族及兴盛，几悉决定于‘国人’。”“国人既有地位,且为国之支柱,故甚至能左右政事。近人或谓国人参与朝会、国之盟誓，即上古民众大会之孑遗，此说可供参考。国人既有甚大之势力，故常有起义反对君大夫暴政之举，常能逐杀国君、大夫而取得胜利。”童书业先生专门罗列了不少例子，比如吴军人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等等（本该把这些例子摘引进来，无奈一时找不到此书的电子版）。

根据《左传》记载的史实，《尚书•洪范》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周礼》记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都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国人在国家危难、国都迁移或册立国君等重大事项上发挥重大作用的例子不少。

《左传》中的一则例子，甚至还提到了决策上少数服从多数的“从众”原则，因为“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而“为大政，将酌于民者”。

——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赵同、赵括欲战，请于武子，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曰：“不可。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乃遂还。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当然也有反对决策听取民众意见的例子，所谓“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

——（楚子囊伐郑）子驷、子国、子耳欲従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请从楚，非也受其咎。”

总之，似乎可以这么认为，在春秋时期，中国的重民思想已经相当成熟，这些思想一直流传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国人参政，作为原始氏族决策机制的某种遗存，却逐渐消失了。在战国群雄争霸时，士的地位凸显，各国都在延揽人才，使得士得到相对的独立性，甚至在某些场合上与国君分庭抗礼。而大一统形成以后，则变成了臣子自下而上的进谏了。从国人参政，到处士横议，最后变为臣子死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趋于专制的大趋势。

也就是说，For the people本来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而By the people却始终是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短板，最多发展到“与士大夫共治”。在中国政治中，人们颇为服膺有“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的认知，精英政治比Bythe people也更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