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具体怎么灭亡的 蒙元灭亡“遗民”自杀，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3)

对“遗民”的道德约束意识，不仅存在于须切身面对此种约束的那一小群当事者中间；在元明之际，它甚至已泛化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预期。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受子孙犯罪牵连，被流放四川，客死途中。当时盛传的一则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谨慎、却屡遭命运颠簸很是想不通。借宿在夔州一个寺庙里，他向寺内的老和尚提出这个问题。据说老和尚问他：在前朝作过官吗？宋濂回答：曾担任过翰林国史院编修一职。老和尚听完未发一言。宋濂觉悟过来，当夜便吊死在寺院客房之中。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虽然后来确曾有人（例如谈迁）断言宋濂曾作过元朝的翰林国史编修，但大多数人认为，真实情况应该是：元至正中“尝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征之，固辞不起”；至于固辞的原因，是“亲老不敢远违”。宋濂自己也明确声言过：“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竟说他自己也承认作过元朝的官，更不会是事实。然而，传闻之辞的不实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索解，反而更加显示出它的弥足珍贵。因为从中反映的，正是人们对于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一种广泛见解。在对降臣（尽管宋濂其实不是降臣）结局的大众想象里，我们很容易体察到明初人在对遗民行为预期方面的共识。

以上讨论或可表明，伯颜子中乃至王翰的以身殉义，全然出自当时流行的儒家“遗民”观念，而与其特定族裔立场无涉。在此种意义上，两人诚为“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绝好个例。不过，早已浸染了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的现代人，则又可能从元代遗民的事迹中读出别一种怪异的感觉。其实钱穆很早就从另一个角度接触到同样的问题。在他看来，元亡明兴，远非一般意义上改朝换代式的政权转换可比，而是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可是，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他非常失望地指出，当时人们多“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他因此责怪诗文作者们的精神未免委琐。那么，在元遗民的精神世界里，是否也缺少了那么一点类似的“民族大义”呢？

钱穆确实目光如炬。他已很真确地感受到古今人思想里的一个重大差别。可惜他多带了一点“以今讽古”的偏见，未能进而追究那差别中的所以然。事实上，为人之臣“不仕二朝”的原则，自宋代起逐渐演变为具有社会共识性格的道德教条与约束。元遗民的精神，可以说与宋遗民精神一脉相承。其中的确不包含任何族裔意义上“民族大义”的意识。现在，让我们再举两个在宋元鼎革之际想做遗民、因为做不成而变成烈士的著名人物，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人，谢枋得和文天祥，既是同榜进士，又是在南宋最后阶段的抗元战争中曾并肩作过战的志士同仁。

谢枋得在宋亡后流落福建，屡次受元朝征召，坚决不肯出仕。他回答邀他出来做官的元朝大吏说：“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旧臣，只欠一死”。这个答复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身为前朝遗民所应当持守的基本立场：它不需要你时不时地挺直脖子向那个新王朝吐唾沫，骂它是“伪政权”，更不要求你投身于推翻现政府的地下活动；你满可以坦率地承认新朝的合法性，只要你不到这个新政府里去做官就行了；而且遗民的身份及身而止，无需世代相袭。谢枋得东躲西藏，就为做一个安稳的遗民。但元朝的福建地方当局强逼他进京。他被迫面对或仕或死的抉择，于是在京师的一个庙里绝食身死。这时离开宋朝灭亡，已有十多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