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_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_隐逸文化与中国园林(3)

孟浩然清高、率直的性格特点，强化了他思想性格中隐逸避世、超然物外的思想。这也使得他虽然始终抱有用世之志，但每每却在仕途需要加力的关键时刻不主动积极，所以终其一生都在入仕和归隐的矛盾中徘徊。

其次，王孟二人生平际遇的差异导致其隐逸思想的迥异。

王维21岁中进士，登第之早，在唐代罕见，最终官至尚书右臣，官爵之尊，在盛唐诗人之中属幸运儿。王维一生除短暂隐居于嵩山等地，几乎都在做官，在终南山和蓝田辋川，过的也是亦官亦隐的吏隐生活。王维为官四十年之久，多为京都朝官，阅尽政坛丑恶忠奸，对官宦人生有自己特殊感受。特别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张九龄罢相，让王维陷于尴尬的处境，身心遇到重创。为了避免政敌陷害，王维选择隐居。随心所欲的山居闲逸，让他获得卸去精神重压后身心解放的，心所向往的“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的静穆人生让他津津乐道。可见，王维是惧于宦海风波而朝隐自保，因仕途坎坷曲折而隐逸。

与王维相比，孟浩然似乎命运多坎坷，一生几乎无功名与官职。早期孟浩然隐居于鹿门山不远的汉水之南，主要是为应试作准备。他前期的隐逸，有志于将自己的政能才干效力于当朝，本身有着积极入世的意义。40岁入长安考进士不第，给孟浩然沉重打击。他前期隐居时的乐观渐渐被消融，求仕失败、出仕不得，让他深感痛苦、失望。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干谒、求仕的希望，最终在49 岁时做了张九龄的幕僚，一年多后去世。隐居和出仕之间的矛盾交织，始终让他无法取舍，最终在奔波求仕时遑遑不定其意和隐逸幽栖时难以排遣孤独失意之间的摇摆中度过了一生。

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说：隐士往往是内心充满矛盾的。孟浩然并非是甘于归隐之人，他迫不得已选择走向山林，是欲宦不得而被迫野隐，是不得志而隐，无奈而隐，是失意的隐居，是仕途无路而隐逸。

再次，王孟二人审美趣味的不同决定了其隐逸思想的迥异。

王维仕途不算曲折，然而张九龄被贬使得他不得不隐以待时。从开元九年的被贬，到天宝期间的半官半隐，王维向往山林别业中静居独处的清净自由，山水禅寂、宁静恬淡的审美趣味得以养成。

王维心系佛门，追求禅宗“无我”的空明境界、宁静之美与心境的纯美；佛教的空寂使他超然物外、不计得失，超然的态度使得他虽身在藩篱而心存山水田园。他把闲适的隐逸生活和对自然的歌咏紧密结合，将佛教哲思理趣投射到诗歌创作，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的纯美诗境。他的许多作品如《终南别业》、《辋川集》、《鸟鸣涧》、《过香积寺》都带有禅意和禅趣，具有独具特色的宁静之美与空灵境界。

孟浩然久居田园，布衣终身，审美取向为率真、清淡，闲放悠远。他的许多诗，作于旅行途中，不掩饰，不做作，流露真性情，意象疏朗，善用白描，不做静心的哲理思考，带给人更多感受上的愉悦。闻一多先生评价说：“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孟浩然的退隐是想要入仕而不得的解脱，想要在山水之间忘却得失，不免有抑郁、孤寂、落寞、悲怆之情绪流露。

综上，王维的归隐以佛理禅趣为支撑，亦官亦隐，表现了陶然于官场之外的悠闲情调和闲适心境；孟浩然的隐逸则是仕途无门、孤独失意后无可奈何的退守，融合着诗人终身怀才不遇的酸楚和缺憾。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

[2]孟浩然，孟浩然诗集校注[M].李景白，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8.555.

[3]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王从仁，葛杰.王维与孟浩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

[5]孙延辉.儒家思想与孟浩然的出仕情结[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