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_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_隐逸文化与中国园林(2)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曰“道隐无名”。道家认为人以道为法则就要抛却名利所累， 顺应自然， 即无为。庄子的思想与老子相通，庄子在仕隐之间的选择很坚决， 即隐。这种思想影响着王维，当官场失意之时， 他便会抛却世俗， 亲近山水，在仕隐进退之间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追求自由快乐的田园生活。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第三，深厚的荆楚文化和历史悠久的隐逸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孟浩然的隐逸。

自然环境优美的湖北襄阳是孟浩然的家乡，他早年隐居鹿门山，潜心读书，性情得以陶冶。当时的荆楚之地，隐逸之风盛行，智绝诸葛亮、高士庞德公等，都对他向往山林隐逸、追求清高淡远生活亦有深远的影响。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虽然他也曾踌躇满志，但荆楚先贤的淡泊超然让他羡慕神往，而且这种神往之心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而不断强化。在家乡的田园山水及先贤高士的精神怀抱之中，诗人拥有了一个释放自由与心性的自我世界，当怀才不遇、理想受挫时，他便会自然地退入自我世界固守。

二、“王孟”隐逸思想之迥异及其原因

王孟二人在仕途上的归宿都是隐逸，然而此二人的隐逸思想存在着差异，王维是功成名就后因仕途遇阻而隐逸， 即为官后归隐，是心理成全后的归隐；而孟浩然则因仕途无路而隐逸，即未官而归隐，是背负着心灵伤痛的归隐。

首先，王孟二人个性气质的不同造就了其隐逸思想的迥异。

王维天资聪慧， 除精于诗歌，还谙习绘画、工于音律，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被人认识、 赞赏。再加之王维性情温厚，人缘极好，故每遇事能左右逢源。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沦陷，王维为叛军所获，被送到洛阳，封以伪官。公元757 年，官军收复长安后，受伪职者分等定罪，或被处死或受刑。王维因写了怀念唐室的《凝碧池》诗，加之其弟王缙请求削官为兄赎罪， 而仅受到降职的处分。正是王维的待人和善，才会有更多人为他争取、说情，这样的性格使得王维在官场上少了些风险。

王维心性敏感、细腻、闲雅而有情思，佛教的空寂又使他将一切看得较淡。他取字"摩诘"，即取义于佛教大居士维摩诘。笃志奉佛的志趣和仕途失意的苦闷，两相叠加，交互作用，每当挫折、失意时，他不会耿介于怀，而是用禅理佛趣来加以消解。他随世浮沉，对隐逸有机变态度。当朝廷重用他时， 他选择积极出仕；当奸臣当权时， 他则选择亦官亦隐。这种处世态度、生活哲学，让他以淡泊的心态应接万物，以物观物，展现大自然的原生态，极容易与自然相融。

孟浩然则生性倔强、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有隐士高人的清高之气。与王维相比，他一生少有其他艺术表现，故被认可、提拔的机会本来就少。然而他却似乎总是与各种机会失之交臂，最为典型的是他吟诗得罪唐玄宗的故事。在这偶然的“面试”中，他因“不才明主弃”一句，得罪皇上，丢失进身机遇。襄阳刺史韩朝宗任官时喜欢提拔后进，“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因仰慕孟浩然诗名，韩朝宗主动帮他到朝廷延誉。不料孟浩然竟因与友人开怀痛饮，而失约韩朝宗，失去机遇。不管这些传闻真实与否，孟浩然这种率性而为、随兴而动的风流气度及率真的赋性，致使他拙于谋身而屡屡碰壁是无疑的。

应试落第的心理打击及求仕无门的挫败，让孟浩然悲悯、羞愧、怨恨、激愤。但他的性格气质决定了他不会像李白、杜甫那样采用外向的方式与不平的社会抗争，而是把内心的愤怒之情分散、淡化、转移，使自己的心灵归向于旷达超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