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于中国文化_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_士与中国文化书评(3)

感谢吴稼祥先生对本书的关心。

在现时中国大陆，以非官方立场研究问题不是什么显学、什么显事，很少有人愿做这种很难上媒体的学问、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家都忙、很实际。因此，我这些年来与外界少有联系，与许多老友已久末通音讯了。不过，我与稼祥倒是常有来往，常就许多问题交换看法。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几乎每写一篇都要先请他过目，倾听其意见，每每有收益；另外，还常常蹭他的饭局，喝他的老酒，在他的房间里翻找“历史上的花生米”。

除了常与我讨论诸多书中问题外，稼祥还帮我做了许多书外的事情，例如，书成之前曾一度为我提供写作场所，以帮我克服居室拥挤的困难；书成之后又设法为我联系出版事宜，以使之能尽快问世。

感谢李慎之、王若冰、田崇勤、、邵燕祥、包遵信、朱维民、谢幼田等先生曾就此书给笔者以指正和鼓励。

感谢何频先生和张芸女士为出版本书做了许许多多工作。

特别要感谢许许多在此不宜提名的前辈与好友向笔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本书无疑参考了和引证了许多先行著述。笔者已在前文注明对这些著述的借鉴，再于此处表示对这些著述的作者的谢意。在这些著述（包括著述）中，有的为笔者赞成，故能从正面充实笔者的思想，有的不为笔者赞成，但能从反面激发笔者的思想。

在此，还感谢我的一位已故多年的老师—安事农先生。

安先生二十年代东渡日本，在有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参加的统考考进前一百名，获官费生资格，入东京帝国大学修农科，学成回国，先后担任苏北农校校长和南京几所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应聘安徽省农业生物研究室主任，后替友人章伯钧说话，称批章者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结果被打成“右派”，一度被下放农村当农民，后又被调至林场当技工，月薪40元。笔者1970年下放到安先生所在林场（安徽省新马桥五七干校林业队）当林工，很快就成了先生家的常客，成了先生家那几年唯一的常客。当时，我很想跟先生读点书，先生也很愿意教我点东西，先是教我农林方面知识，后又教我文史方面知识。如今，先生教的前一类知识我已记忆模糊了，先生教的后一类知识我还记得一些来，例如：

——安先生在领读项羽本纪和刘邦本纪后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起于乱世的帝王都有些不择手段，都能够玩出许多下三滥的东西，如言而无信，过河拆桥；在他们身上，有豪气，也有痞气、流氓气。

——安先生在谈到李林甫这个人时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杜绝言路（不让人说真话）的朝代，不是官场就是黑暗；凡是杜绝言路的人，不是昏君暴君就是奸臣佞臣；几无例外。

——安先生在谈到魏忠贤这个人时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大规模且有组织地整治知识份子的事，大都是宦官集团干的事，如后汉、后唐、后明的党争。换作今天话说，这种宦官集团就是那种有强烈窥阴癖倾向的特务集团，寡廉鲜耻，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故而在整人方面颇有手段、颇有效能。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特务集团很为那些品位不高的统治者所喜用。这些统治者大都是极端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一定目的，不惜採取任何手段，包括许多卑劣手段。

……

坦率地说，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类话，只是感到话很特别，感到话中有话。随著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越发能理解这些话了，越发能领悟先生在说上述话时的那种凝重神情了。学生今天写出的这书中无疑有先生昨天播撒的种子。

最后，谨向我的父母表示我的愧疚之意和感激之情。士于中国文化在知道儿子写这本书后，老人家们就一直放心不下了。他们是过来人，见过风风雨雨，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事。士于中国文化他们不希望我做此事，但又不强阻我做此事，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