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于中国文化_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_士与中国文化书评(2)

似乎可以说，在李先生那辈人中，人格健康者大都程度不一地蒙受运动磨难；换言之，未受过运动磨难者大都或多或少地患有着人格障碍症。似乎他们只能在这运动磨难与这人格障碍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感谢先生对本书的厚爱。

八十年代，笔者通过读《士与中国文化》而知余先生学贯中西，既理出西方的“知识份子”（Intellectual）的发展线索，也谈出中国的“士”的源流演变。书中考释“知识份子”必须具备两种质素：一是知识技能，能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如教育、科学、新闻等；二是社会良心，能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如自由、公正、理性等。这种知识份子，在西方产生于近代，以启蒙学派为发端；在中国产生于先秦，为孔墨诸子所彰显，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九十年代，笔者又通过读余先生几篇文章而知余先生正是自己所说的那种“知识份子”或“士”：不僅精研学术，而且关注现实，“有勇气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对于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直抒已见，致使自己一些论著在一些地方被列入禁书。

事实上，《士与中国文化》这一学术论著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知识份子”一词对于大陆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词，也是一个被搅得说有多乱就有多乱的词。

毛在世时，“知识份了”被说成是“附著在皮上的发”，大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需要改造思想。于是，“知识份子”成了这个国家的“贱民”或“老九”，其中大多数人都程度不一地挨过整，轻者受辱，重者送命或九死一生。

毛去世后，“知识份子”又被说成是“工人阶级一部份”，其“知识技能”方面受到肯定，其“社会良心”方面则是常常遭到冷遇。有关方面对于知识份子以独立立场评说国家大事的举动，大多是抱着斥责有加的态度，至少是抱着疑神疑鬼的态度，斥之为“精神污染”，疑之为“自由化”。在他们看来，“知识份子”应与“工人阶级”一样，都属于给这个“国家”打工的人，只应该给这个“国家”打工做事，而不能对这个“国家”评头论足。于是，“知识份子”又成为一个角色特征不明的社会群体了，“士”似乎不“以天下为已任”了。

在这一背景下，余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直接出版于中国大陆，显然是要给此间已被搅得混乱不堪的“知识份子”概念正本清源，并借以表明自己在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可能有人会说，等也强调知识份子应具备两种质素：一曰“红”二曰“专”。诚然，这“专”类似于上述“知识技能”，但这“红”不同于上述“社会良心”。这“红”是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上述“社会良心”则是超越特定经济阶级和特定集团的，是要为社会公共利益执言的。

就余先生本人来说，虽严厉斥责毛，却十分推崇，将与伏尔泰并称为现代知识份子的典型代表。再就本人来说，虽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却为无产阶级大声疾呼，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感谢苗力田先生对本书的指教。

苗先生为古希腊研究权威陈康先生的学术传人，属于目前大陆已不多见的那类道德文章皆佳的老辈学者。他坚守书斋，曾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并关怀社会，曾为北京“那一日”守夜，默读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他对后学坦诚以待，慷慨予教，曾就本书写作提出过很有价值的学术意见。

我在思考及其党人兴衰史时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在他们夺权成功与他们执政失败之间似有一种反相关关系，即夺权越成功则执政越容易失败。

我向苗先生谈了这一看法。苗先生当即告诉我在亚里士多德《学》中就有近似思想，并建议我将此书认真读一读。他后来还送给了我一本他收藏多年的英文版亚里士多德《学》，审阅了我根据他建议而写出的那些章节，并根据希腊文版校改了文中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有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