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史学_塔西陀的史学地位_塔西佗困境(2)

叙述内容

内容包括整个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的史事。但是现在的残留部分的内容只到公元70年8月为止。塔西佗在此书中记载的都是"当代"的史事，其中有许多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尽管有些地方略嫌主观，但基本上是信史实录。

作品意义

此书是塔西佗写的第1部正式的历史着作，书名虽被定为《历史》，但体裁仍是当时通行的编年体，与他后来写的《编年史》并无差异，以致于他为了保持年代顺序的整齐、在许多地方不得不中断叙事的情节、进行分段叙述。

《编年史》（Annuls，也译作《罗马编年史》）

基本信息

此书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115年至117年之间。全书共16卷，目前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只有第1卷至第4卷、第11卷至第15卷，以及第5卷、第6卷和第16卷的残篇。

叙述内容

此书所叙述的史事，始于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和提比略（Tiberius)继位，止于公元68年尼禄之死，恰好与《历史》的叙事年代相衔接，包括整个克劳狄王朝的史事。

作品意义

《编年史》是塔西佗晚年的作品，从叙事的年代顺序上看，它叙述的内容早于《历史》，然而它的写作时间却晚于《历史》。这是因为：塔西佗开始写历史着作的时候恰好是弗拉维王朝垮台之后不久，弗拉维王朝（尤其是图密善）的残暴统治，对塔西佗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他写《历史》是为了痛定思痛，是对一次痛苦回忆的记述。之后，他为了进一步探索之所以演变、发展的经过，才又回过头来撰写了帝国初期的历史。

将《历史》和《编年史》合在一起，塔西佗所叙述的史事上起公元14年，下迄公元98年，大致包括了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塔西佗史学在这两部着作里，塔西佗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所持有的批判态度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和洞察力，对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状况和黑暗面作了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揭露。

贡献

古代罗马的史学诞生于第2次布匿战争期间。早期的奠基人毕克托、老加图以及后来的撒路斯提乌斯等人把希腊史学的方法引入罗马，李维则代表了罗马史学的成熟和辉煌成就。然而，从李维到塔西佗，罗马的史学又产生了一次飞跃。塔西佗的史学比起李维来发展得更加成熟，代表了罗马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他的着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怀念共和制度的人对专制制度蓄之已久的愤怒情绪。这种着述动机和着述内容，使得塔西佗在着述过程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强烈的个人爱憎。《历史》和《编年史》这2部历史着作，就是在这种憎爱分明的对比之中展开的：书中既充满了作者对战争、内讧、陷害、背叛、贿赂等社会恶习的厌恶，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忠诚、友爱、坚贞、勇敢等崇高道德规范的赞扬。

在塔西佗的笔下，罗马帝国上层统治者们的和丑恶、人君大臣们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伪善面目，都遭到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就塔西佗揭露批判暴君专制的深刻程度而言，在西方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的。普希金曾把塔西佗的着作称作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把塔西佗当作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塔西佗的着作倍受推崇。

然而，如果按照塔西佗自己提出的所谓"去除爱憎之情"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这种感情洋溢的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塔西佗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那超越情感、追求纯粹客观的理念相比，他对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的憎恶始终占据着上风。这是因为：他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所遭受到的心理压抑和痛苦太深、太重了，以致于他难以超脱情感的驱动、使得他陷入情感的波澜之中却不能自知和自拔。

在塔西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认识与实践、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充分说明了人的情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反映出客观主义治史原则在实践上的难度。即使历史学家本身有绝对真诚的客观中立的主观愿望，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总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情感的干扰，甚至沦为情感的奴隶。人，毕竟是理性与情感合二而一的动物，情感不可能被理性完全排斥。尽管如此，塔西佗提出来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仍不失为一切严肃正直的历史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