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危机 苏联_苏伊士运河战争苏联_苏伊士运河长度(4)

蔡文治与

问题在于令人讨厌的程度虽然有甚于贝当元帅（1856-1951，一战时担任法军总司令，被认为是民族英雄；1940年任法国总理时向德国投降，战后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蔡文治的生存环境却比“自由法国”恶劣得多。1940年的投降条约给法国保留了大片自由区和许多权利，德国国防军的旧贵族习气又十分浓厚。甚至盖世太保都满足于示范性的恐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人手实现“斯塔西”（德语“”（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全称是“德意志共和国国家”，成立于1950年2月8日，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那种遍及全民的基层监视系统。蔡文治的大多数活动招致了迅速和严厉的报复性打击，殃及周围的居民，一如《文静的美国人》描绘的西贡。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他的机会永远丧失了。1954年以后，“第三势力运动”从内部迅速瓦解。香港的政客和文人不是返回大陆，就是移民美国。移民美国的部分同样很难立足，大多数人经过了一段冷却期，就像李宗仁和胡适一样分别返回大陆和。关岛和塞班岛的训练基地失去了美国人的支持，军官的出路比文人更狭窄。孙文的前侍从和空军队长黄秉衡（1900-1989，空军将领）一度给蔡文治的军官上课，最后还是回到麾下。廖秉凡（曾任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在关岛负责反间谍工作，结果自己却投奔大陆，当上了广东省的政协委员。蔡文治自己加入了美国国籍，目睹了本土势力的崛起，惊恐地投向原先的两大敌人，恳求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大中国的框架。这时已经没有任何美国人对他还有兴趣，否则他们多半也会发出“文静的美国人”对“戴将军”的同样太息。不过，美国人一厢情愿的十字军精神并不会因为这些失败者而消失。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的期望和幻灭仍将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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