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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约翰·S·谢伟思，1909-1999，美国外交官。出生于中国成都美国传教士家庭。本姓塞维斯（Service），“谢伟思”为其自取汉名。193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同年返华，在美国驻昆明、上海等地任职。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顾问等职。1944年7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周恩来等。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

8、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一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由于多次来华，史迪威会讲中文。美国参战后，史迪威于1942年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他与矛盾很深，蒋三次向美方提出撤换史迪威，最终被接受。

孙立人将军

万丽鹃在《一九五○年代的中国第三势力运动》（为2000年万丽鹃在台北国立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当中指出，“第三势力运动”或“自由中国运动”的前身是李宗仁和张发奎暗中资助的香港“自由大同盟”。他们的杂志《自由阵线》宣称：“第三势力的使命…在资本主义与的矛盾之中，另辟蹊径，寻求世界和平的坦途，导引人类历史趋于合理正常的发展，谋取人类生活的繁荣康乐，长治久安。”随着粤桂系残余势力的瓦解，这些人很快就陷入了无米下锅的窘境。这时，情报局驻香港的站长夏泰茨发现了自己的“戴将军”。除了地点不在西贡以外，接下来的故事情节酷似《文静的美国人》。新“第三势力”的领袖蔡文治（1911-1994，黄埔九期毕业。抗战时任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战后任军调部参谋长、国防部第四厅厅长等职。国共内战后期在一次国防部紧急会议上与汤恩伯发生严重争吵，离职前往香港。朝鲜战争爆发后，马歇尔推荐他成为“敌后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一时间他俨然成为共、蒋之外的第三势力领袖）出身黄埔，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尤其难得的是英语流利，跟随参加过开罗会议。英语口语水平是当时“民族主义力量”的主要鉴定标准，因为鉴定权掌握在听不懂汉语的美国人手中。史迪威就习惯于将懂英语的将领说成自由派和好人，将不懂英语的将领说成顽固派和分子。犯这种毛病的美国人，绝不只他一人。孙立人在美蒋斗争的夹缝中牺牲，跟他的英语水平关系甚大。蔡文治在五十年代初期冒起，也是这个原因。

孙立人将军与巴顿将军

蔡文治流亡香港后，开办了“华东公司”，吸收美国人的资助，邀请泛自由派的名士捧场，南京国大时代的大人物胡适和于斌（1901-1978，天主教会枢机，曾任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天主教辅仁大学在台复校首任校长等）都买过他的面子。他的组织号称“联络各党派及其军队，成立自由的，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这种口号与其说是吸引中国流亡者的支持，不如说是为了操纵美国保护人的感情。蔡文治早在抗战后期就跟魏德迈将军（1897-1989，1944年底接任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1946年3月卸任。1947年再奉命为特使到中国调查）过从甚密，知道美国人喜欢什么口味。朝鲜战争爆发后，蔡文治将他的大本营迁移到东京。美方不仅资助经费，还用关岛和塞班岛（位于西太平洋北马里亚纳群岛，1944年被美军占领，成为重要的空军基地）的军事基地为他训练军官。塞班岛的“军政干部学校”由前军官、西点军校毕业生王之（石心）负责，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对孙立人的美国背景如此猜忌。苏伊士运河危机 苏联他的总部虽然迁到了日本的茅崎市，但仍然在香港保留招兵处和情报站。当时从大陆流亡香港的前军官为数甚多，谋生困难者尤多。其中数千人投奔了蔡文治的招兵站，这样至少还能从事他们唯一熟悉的工作。蔡文治名义上继续拥戴张发奎为领袖，实际上垄断了接触美国人的渠道，甚至以“东方戴高乐”自居。他的军队也以二战期间的“自由法国”为模板。渴望出兵朝鲜，跟着美国人打回大陆，遭到了不留情面的拒绝。然而与此同时，李奇微（1895-1993，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因在朝鲜战争中挽救了联合，并阻止“志愿军”的攻势而闻名于世）却将蔡文治的小小军队派到了彭德怀的大后方。一亲一疏，荣枯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