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西斯时代，古埃及能使用文字的竟然都是这种人，难怪失传！(2)

罗塞塔石碑为花岗岩材质，高118厘米、宽77厘米、厚30厘米。石碑上圣书体部分破损一大块，大众体的前14行缺少每行的开头部分，希腊文的后27行缺少每行的末尾部分。1802年，瑞典学者约翰·阿克布拉德发现，圣书体中的椭圆形王名圈里，王名是用字母拼写的；大众体中的一些字母与科普特文完全一样，这只能解释为二者之间有着传承关系。1819年，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辨认出圣书体中的若干单词。尽管如此，有学者仍然相信象形文字是图画文字，古埃及人只有在拼写诸如托勒密、克娄巴特拉等外来名字时才使用表音符号。

其实不然，远在6000年前大汶口的古人，已经创用了合体的“意符文字”，象形文字的始创期每个字都是一幅图画，都是一个用以形声、表意，乃至寄寓某种内涵和情感的符号，不如次，汉字也就不可能在艺术殿堂中取得一席令人敬仰的地位。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网民们利用键盘上的各种符号加以排列组合，造出了许多全新的象形表达方式，或以形会意，或象形隐喻，其表意效果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商博良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名圈里的符号。人们当时普遍认为，当王名圈里出现来自其他语言的名字时，其象形符号表音，除此之外，没有哪个符号是专门用来表音的。商博良设法在罗塞塔石碑以外的其他铭文中发现更多的王名圈。他不仅找到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名字，而且还有了惊人的发现：罗塞塔石碑上拼写外来名字所使用的字母竟然也出现在拉美西斯和图特摩斯这两个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常用的名字当中。商博良的研究结果归纳起来有三点：大众体只是圣书体的简写，二者的语法规则相同；大众体是比圣书体和祭司体更加简略的书写形式；象形文字从本质上说是字母文字。1822年，商博良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

按照商博良的理解，象形符号在古埃及语中分别扮演表意、表音和限定符号的角色，或者兼具其中两个甚至三个特征。在古埃及人最常用的大约500个象形符号中，有24个单音符号，相当于后来西方字母表中的字母。理论上，古埃及人可以用这24个字母达到表达意思和交流思想的目的。但是，他们可能感到这样的书写方式不够详细、过于抽象，因此创造了许多双音和多音符号；这样，多数单词由若干单音符号和多音符号构成，单音符号此时提示多音符号的发音，起到辅助作用。商博良去世后出版的《象形文字语法》（1836）和《象形文字字典》（1841）奠定了其作为象形文字释读者和埃及学创建者的地位。

多卷本图文并茂的《埃及志》出版以及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译更加激发了欧洲人对埃及文明的热情。自1800年至18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出版了100多部有关埃及的游记；英法德等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埃及文物展；与古埃及文明相关的文物、模型、照片、文字等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继而促使部分人决定亲历现场目睹遗迹。

1858年，经法国人奥古斯特·马里耶特的多方努力，布拉克博物馆在开罗开馆，这是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最早的博物馆。1859年，马里耶特说服埃及总督萨义德建立埃及文物部，并出任文物部主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政府机构。马里耶特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外国人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活动，其继任者加斯东·马斯佩罗进一步规范了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活动，实施考古许可证制度，明确规定了出土文物分配比例，以及必须及时、科学地发表发掘结果。1902年，位于开罗解放广场的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不久，马斯佩罗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馆藏品进行分类、编目、出版。

1873年至1874年，英国女记者阿梅莉亚·爱德华兹赴埃及游历，并于1877年出版了纪实小说《尼罗河千里纪行》，成为畅销书。1882年，爱德华兹出资并募捐成立了“埃及考察基金会”，1919年更名为“埃及考察协会”。协会首个考古点定为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泰尔—马斯库塔，考古队领队是瑞士人爱德华·纳维尔。纳维尔在泰尔—马斯库塔发现了由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军营和粮仓的遗址，似乎可以用来证明《旧约》中有关以色列人为埃及法老制作土坯和建造城池的描写。经过伦敦报刊杂志的宣传和渲染，无数虔诚的信徒和考古爱好者成为协会会员并慷慨解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