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读书的故事 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3)

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的兴趣，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我至今也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没有人逼我，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碰巧遇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以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有些我们看来比较“洋派”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洋文再流利，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不讲，这里只讲中文教学。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大狗叫，小猫跳，小弟弟哈哈笑”，完全是白话。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挑几篇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少量选读，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读。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士人的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有趣、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