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走向 竞争、争议、治理与新疆域：全球海洋安全的大问题和新趋势(2)

经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40余年的博弈和折冲，技术红利和制度红利已被过度消费。技术红利——科技进步带来的对海洋资源探测及汲取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度红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代表的一系列海洋制度尤其是专属经济区规则的出台，刺激了沿岸国对海洋的跑马圈地及相互的竞争。

21世纪以来，争议各方各显神通，穷尽战争以外的各种手段，已经接近一个僵局：各方主张和底线都逐渐清晰，在现有国际格局和总体和平的时代大背景下该做的能做的几乎已接近极限，任何方进行大动作的边际效应都在显著降低，成本却在急剧上升。未来，在国际格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没有新的重大国际制度调整或海洋颠覆性技术出现之时，大概率地讲，全球海洋争议问题将不会如前些年那么激烈，会有一定程度的降温，但也只是维持在一个相对低的热度。

国际格局、国际海洋制度和技术变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长，现在炒得比较火的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不过，被誉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如3D打印、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都是对已有技术的集成化运用，实际上算不上颠覆性技术。或者说，有可能改变海洋空间和海洋政治格局的技术还没有出现，尚在酝酿和试错阶段。

海洋争议问题直接影响国际安全。本质上讲，主权与安全存在一定的矛盾，处于争议纠纷之中的任何沿岸国，都存在如何把握“维稳”与“维权”平衡的问题。捍卫主权及主权权益，必然会牺牲一定程度的安全和有关区域稳定的外交努力，而维护区域稳定和安全的行动，虽不至于丧失主权，但定然会影响到维权的节奏与方式方法。

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日益突出

与陆地空间不同，海洋空间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低政治敏感领域，存在一系列的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们包括海盗和武装抢劫、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自然灾害、海难及各种环境问题等。这其中的任何一类问题，都离不开各沿岸国的鼎力合作，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独自应对上述问题。

全球海洋的连通性和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海洋的利用与管理具有先天的开放性特征，各沿海国在开发海洋时，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国际责任。而经济全球化更加深了人类对海洋的依赖，各种安全威胁也因为海洋高度的连通性而超越国境，成为全球性问题。应对海盗与跨国犯罪、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上安全等任务愈来愈超出了单个国家或单个国家集团的能力。

海洋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三大公域之一。无论愿意与否，海洋公域的治理给世界各海洋国特别是各大国都提出了承担必要责任和义务的要求。在海洋公域治理问题上，大国在追求自身权力、影响及声誉的同时，也必须高举维护海洋公域的大旗。各大国在海洋公域治理问题上并无尖锐的矛盾，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沿海国也都充分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去管控好整个海洋。问题在于“公地悲剧”，海洋公域治理的症结就是责任分配的问题。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严重不足。近些年来，全球性海洋问题愈演愈烈，对治理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供给却没有跟上，反而有减少之势。最明显的，美国在国际海洋治理方面的能力和兴趣都在下降，中国等新兴国家虽然有意愿和兴趣，但能力和经验都存在较大的不足。中国愿意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那样，“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

全球海洋安全治理问题无疑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后的理论和实践焦点，依然是如何推动全球沿岸国的合作，特别是大国间的合作。

深海安全将成为新课题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深海的世纪。不同的行业对深海有着不同的界定，从300米到1000米深不等。由于全球海洋90%的海域水深大于1000米，而海洋面积占地球总表面积的71%，因此，深海海域的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65%。迄今为止，人类对海洋空间的认知仅有5%左右，余下的未知空间基本上都是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