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我离高中作弊只有一步之遥

2011年三月初的三天，张平在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的寝室里振奋地说：“科技也可改变命运啊！”

他跟李伟手里摆弄着哪套刚刚收到的“高科技”设备：一副外型看起来普通的“眼镜”，只是侧边镜腿要比正常的厚些；与眼镜搭配着的是一个绿豆大小的塑料“耳机”和一个带发射器的麦克风，戴上眼镜后，放在嘴巴里的耳麦就能看到对讲机传来的声音。

“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弄，反正又没什么风险，我们三个人弄成本也会小很多。”张平对我说。

“我确实太动心，再考虑考虑吧……”在此之前，我仍然是打算着看你们的笑话，但目前也没这么坚定了。

“没什么好考虑的，果断点儿！你也要帮我们个参与你升学宴的机会。”李伟认真地看着我。

“二诊考了再决定。”

这两天离高考，只有不到三个月了。

1

他们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可那些年的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的大学是我们县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大学，可我跟张平都是“分数不够，拿钱来凑”才过来的，属于典型的差生。我们也期望能好好学习，可无奈基础实在很差，学上去根本无从下手。老师也曾多次试图帮助我们，有一段时间，老师并且把班里成绩好的同事安排成我俩的同学，没多久，反倒是同桌们的成绩都多多少少都有了下滑。

等到了初中，老师已经不再管我们了。我俩和其它差生们一起，被扔在学校最终几排，我跟张平就这样成了同学——大概是想使我们负负得正吧。

本来，我俩只是想要报团取暖、互相监督、一起提高成绩的，每天晚上都像吃饭一样，认真安排好学习计划，然后再最认真地把学习计划抛到脑后。长此以往，“负负相乘”变成了“负负相加”，我俩的成绩最差了。

“要高考了，你紧不激动？”有两天，张平望着学校里面的“距高考还有XX天”的粉笔字问我。

“有哪些好兴奋的，发挥失常都比发挥正常考得好。”我回答他。

“你家里对你有哪些要求？”他问我。

“有学校上就行。你呢？”

“就是恼火啊，我父亲曾经送我来这个大学，就是想着让我考个大学，你倒是好。”张平说。

虽然家里对我没什么要求，但我心里还是想考个好点的高中的，但这事想想也不过是充满苦恼，毕竟自己的名次可考个哪个班级，自己内心很有数了。

就这样无谓地恐惧到离高考四个多月前的三天，张平忽然告诉我：他决定要高考作弊。

2

张平在班上有个关系挺好的牌友李伟。李伟他妈在我们县也有个不大不小的官，为了激励父亲高中考出一个不令他难堪的成绩，他向李伟许诺，只要可考上本科高考生育试卷格式，就奖金他五万块。

但以李伟的成绩来看，顶多只够考个二专（编者注：一专是全省重点高校或县级重点学校的大专，二专是普通本科）。在很大的诱惑面前，李伟就动起了歪心思，眼看到时间所剩无几，也就急病乱投医了——他并且起初关注起网上盛行的各类“XX助考”广告来——虽然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他自己也不相信。

他的逻辑是：反正高考作弊这件事自己也无从下手，既然眼下有这么多“专业队伍”，不如先试探一下，只要不打钱给别人，就算真的是骗人，也不会有哪些损失，而且大约可以一定程度上认识一下怎么操作。

李伟在贴吧里初步筛选后，分别添加了十多个“专业队伍”联系模式。有的没聊几句，就开口要求先缴几千的定金，有的则变着法地应使交几百块说不出明目的钱，只有两个“团队”很有信心地表示：考前绝对不退还任何成本，“先帮答案再收钱”——其中一个“团队”要求，在收到第一科答案后，就要缴满8000的全款；而另一伙就很“诚恳”了，承诺会免费提供二诊和三诊的答案，以便买家验证它们的“实力”，答案不包括数学跟英语的写作，除此以外全部都包括，选择题是文字格式，填空题和解答题直接发图片。

这个卖家说，如果确认购买，二诊后必须先缴2000元的定金，等三诊结束后，如果不满意可以退订金；如果满意，订金就转为定金。等到高考时，前两科每考完一科才支付一科的答案钱，等到第三科考完后，一起支付第三和第四两科的钱。

卖家声称提供的答案“保证上一本线”，四科答案只是明码标价：总额是36000元，语文8000，数学9000，英语9000，综合科目10000，除去2000的定金，所以综合科目只用交8000。

卖家还称，他们“已经做了两年，帮助了这些考生考上了梦想的高中”，还说她们更开始都是熟人介绍，从不做生人，是每年才起初到网络上推广。除此以外，卖家还特别“好心”地告诫李伟：一定很要小心网络上哪个都不做就让先收钱的这些骗子，“他们都是收了钱就联系不上了”。

一开始，李伟连“订金”和“定金”的区分都不懂，卖家不仅细心地为他解释了半天，还给李伟上了一堂“团队发展史”和“防骗教育课”，看起来很是“讲究”，李伟当即就决定了，在这里试一试。

当然，光有“正确答案”是远远不够的，等李伟决定了，卖家告诉李伟，他们也有一整套“专业设施”做支持。

操作方式大概是：他们会联系本省几个监考相对松的地方考生，带上针孔摄像头进入考场，把试题“传”出来，他们“收”到试卷后，再由专人做出答案“发”给李伟这样的买家。买家则必须自行安排一个考场外的人负责“传”答案——卖家会在开考半小时左右，把答案（包括文字跟照片）发给这个“二传手”，再由此人借助专业设备把收到的答案“读”出来，“传”给考场内的考生。

这套设备可以在它们家购入，售价在1200元至2000元之间，但它们并不负责将答案传进考场：“我们主要业务就是做答案，如果考生想在我们这儿买设备，也可以顺带帮忙解决。其他都不管。”

3

答案和设备的都价格不菲，李伟不敢让家人知道，可自己钱既不够，只好拉拢了跟他关系好既有钱的张平，想如何两个人一起承担这笔费用。

张平毫不犹豫就拒绝了李伟的请求，又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听后只认为荒唐，但具体认识后也没看出有哪些风险，只是在买设备这个环节，似乎有被骗的或许——但卖家也没强求一定要在它们那里买。

那段时间，老师在教学上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动歪心思”，不要相信网上某些所谓的“卖高考答案”的，“高考作弊，可能会被逮去坐牢的！”

听老师这么一说，张平反而很高兴了：“你们看，如果高考作弊不会成功，真像同学说的都是骗子，那为什么要去处罚受骗的学生呢？还要坐牢！既然惩罚力度如此大，那就说明高考是有人作弊成功的，如果都不能成功，人家肯定懒得管，随便让你做就是了！”

我也认为他说的貌似有道理，但最像是强辩，而李伟则认为张平分析得更对。

又过了几天，卖家催李伟“不如先把设备买了”，“一来可以提前熟悉，借着二诊提前演练；二来越早买越低廉，越临近高考价钱就会越高”。

为了小心被那些卖家骗，李伟和张平一开始并没准备在他那儿买设备，他俩在网上找了这些卖类似设备的，可都是要付钱再发货，一合计，反正在那里买都有被骗的或许，在卖答案这家买，至少可以提早摸清他们的真假，于是一咬牙就出了手。

没想到过了几天，卖家真把设备寄回来了，这才有了开头的哪一幕。

我们拿到的“眼镜”类似这种（图片源自网络）

我们拿到的“黄豆耳机”类似这种（图片源自网络）

4

虽然见识了哪套更“科幻”的设备，可我并不放心，因为这也并不能保证答案可靠。

二诊每科考试开始后，那个卖家说会在半小时左右把答案发至李伟的手机上。考场有信号屏蔽，他俩也没敢安排“二传手”负责“传”答案——一是怕被提前看到，二是怕如果考出高分，会引起老师的担心。

等出了考场我们去看李伟的手机，才兴奋地看到，卖家传来的答案竟然真可做到90%左右的正确率，这样的名次，足够上一个二本学校了。

这使我觉得非常惊讶，张平和李伟放心地缴了订金后，我非常纠结要不要加入了。

我没有足够的钱，他俩安慰我说，只要我有套设备就行，答案钱可以之后再帮她们。我决定自己在网上找找更便宜的设备，便在贴吧里挑了个商家，他说设备本身是帮自己买的，可由于参与了一个大学的单独招生联考，已被提前录取了，现在用不上了，故低价贱卖，只要1000块。

我和这个设备卖家很聊得来，他还在自己的房间里跟我视频通话给我看了设备。他一度很大方地表示，可以直接“货到付款”，但转念又犹豫起来，说使我先帮他付500元定金。他还把他的学生证拍了图片发给我，说假如他骗了我，可以直接去学校找他，或者举报他。

这种黑色交易不可能有公平合理的付款方式，我想着张平他们都敢帮“社会人”先付定金了，而且也没被骗，而店主都帮我看了学生证，应该不会有很大问题。于是，壮着胆给那些“学生”打了500块。

结果，打完钱对方立刻就联系不上了。

我搜了那些学生证上的大学电话，借口说我捡到他们大学一个叫XXX学生的包，学校旁边告诉我：根本没有这个人，学生证是假的。

最终，我也跟李伟、张平一样，去卖答案那家买了设备。才不到一个月，那套设备果真涨价了，李伟和商家好说歹说，卖家就是不肯降价。卖家说也可以买她们其他的设备，比如，有伪装成橡皮擦的显示器，也有绿豆大小的耳机和伪装成帽子的接收器，还有比黄豆稍大点的耳机和跟火柴盒差不多大、但略薄些的接收器。

我首先否定了更隐蔽的“发箍”，因为我的头发还没长到那些长度；橡皮擦虽然也方便，但望着橡皮擦显示器做题，似乎很容易引起质疑，如果被发觉，完全没有狡辩的机会；最后，只剩下黄豆耳机搭配火柴盒那套，卖家介绍说：“如果不细看，戴上耳机根本发现不了，接收器也不大，很容易藏，价格也适合。”

收到设备后，试了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接收器要放到离眼睛里的话筒不远的肩膀口袋里才行。

为了更好的隐藏耳机和接收器，我起初蓄起头发，希望到时候可完全盖住眼睛里的耳机，还专门买了一件胸口有口袋的短袖上衣，方便放接收器。

5

学校人多眼杂，我们经常活动的范围也没有能超过卖家宣传的“五公里最大距离”。所以设备到手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仨都没有机会好好试一试。

一个周末，我们决定在大学试试设备。我跟张平在学校里戴着耳机，李伟在大学旁边做“二传手”用对讲机给我们发言。设备跟卖家声称的效果一样，而且传输距离也完全可满足需求，即使隔了几条街，依然无法知道地看到李伟的声音，

快三诊考试时，卖家又通知我们，说为了使高考的之后最快很准地“发”答案，他们要再找几个退休的老学生，现在应该帮那些老老师交一笔定金，所以期望我们马上就把语文答案的钱交了——“如果今天交了，后面的答案就都可以打六折”。我们认为即使再交钱，风险会更高，拒绝了商家的“好意”。

三诊考试前，我们在大学附近的酒店给李伟的堂哥开了一间房，让他拿着和商家联系的手机帮我们做“二传手”。我们戴着设备，轻松通过了金属检测仪，考场里的信号屏蔽器也没有屏蔽住我们设备的信号，连监考老师也都没有发现哪些异常。

和二诊一样，开考三十分钟左右，卖家就“发”来了答案。为了不造成老师的切记，我们还是没有抄。但跟二诊一样，事后证明，三诊的答案相同也非常可靠。

我们都更有信心了，也很相信卖家之前聘请退休老师的话所言非虚，就计划把语文答案的钱先交了。但卖家告诉我们，这个之后交钱，只能“打八折”了——因为早已有很多买家都交了，钱也差不多快够了——我们赶快交了钱，“八折也合适啊！”

此后，我们对已经到来的高考都有了抓住，甚至还希望着早日开考。我自信满满，幻想着同学之后对师弟师妹们说：“你们差生也不要自暴自弃，我上一届教的三个学生，直到高中，成绩都一塌糊涂，但高中前几个月都非常拼命，最后都考上了好高中，特别是XX，现在在XX大学！”

虽然考场里的信号屏蔽器并不会干扰到的我们设备，但我在网上又了解到，高考三天可能会启用无线电监测车——它可随意的拦截到仪器的通信讯号、并锁定我们设备的位置。李伟询问了卖家，卖家也说确实这么。

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有监测车，我们就很有可能前功尽弃，三个人重新担忧了出来。

几天后，李伟欣喜若狂地告诉我们，他侧面问过他妈，他爹说我们县里根本没有无线电监测车，高考也不会有，我们这才既都放下心来。

按照往届高考的惯例，我们省会设三个考点，我们有可能会被分在三个不同的考点，为了保证周全，我们新找了三个人，威逼恐吓下令她们勉强答应下做“二传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帮我们已经实施的作弊起了一个名字——“罗马计划”，“条条大路通罗马”，寓意我们借助“其他的路”也可考上大学。李伟还说，这句名言将作为他大学的座右铭，他并且数次描述起他想像的情景——等高中结束后，当老师发现他的高三成绩、惊讶地问他如何考的那么好的时侯，他要云淡风轻地提问说：“大家都是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