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困难”真的是一种病吗？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学习困难门诊”的深度报道……(2)

黄懿钖也有同样的观点。她说，父母的养育方式、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不改变，孩子的问题行为就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女儿开始吃药后，会感到疲惫，不想上晚自习。只要女儿提出要求，陈静都会跟老师请假。孩子吃药出现副作用，食欲不好，她就精心搭配一日三餐，让孩子带去学校，从初中开始坚持到现在。9年间，每个月她都会准时到医院拿药，和医生交流，风雨无阻。女儿吃的“专注达”是“红处方药物”，必须由专业的医生开出，一次最多开一个月的量。

陈静的这种坚持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吴丹丹说，她在门诊见过很多“闪送”的工作人员，都是帮家长取药的。这种情况下，她无法和家长沟通，获取不到任何关于孩子的有效信息。

两个月后，陈静的女儿就要高考了，她的“战斗”即将结束。但现在，她有更苦恼的问题，女儿在高考前就满18周岁了，这意味着，她没有办法在儿童医院继续就诊、拿药。而成人想要开“专注达”，又要重新诊断，这其中会有什么变数，她也不知道。如果药物不能维持到女儿高考结束，那多年的努力还会有结果吗？

对于陈颂文和李慧颖来说，他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从儿子确诊“ADHD”到发现伴随读写障碍，他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吃了一年的药，李慧颖发现儿子的学习没有任何改变，她在网上搜到了《我不是笨小孩》这部专门讲述“阅读障碍”的纪录片，终于懂了，原来儿子还有这个毛病。但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解决“阅读障碍”的系统性方法。

这也是考验家长的地方。过去三年，她日复一日地教儿子指读、默写字词和古诗。她把儿子的课本提前买来做教案，在百度、抖音、小红书这些平台上找小学老师分享的方法备课。她还把语文课本录成音频，在开车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当背景音乐滚动播放给他听。他能背下来，但到了读写的时候，儿子的反馈“就像沙漏一样”。

刚刚过去的寒假，她用15天时间，每天教一遍，儿子终于一个字不错地默写下了《望天门山》。这是儿子上一年级以来，第一次能够完整默写一首诗。但过了个年，隔了一两天再默写，“完蛋了，‘楚’字的下半部分又变成了‘足球’的‘足’。字的左右两边又开始颠倒。”

“很煎熬的。”在儿子二年级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也抑郁了，“你天天看着他，但你一点成就感也没有”。

与此同时，她的儿子也没有成就感。李慧颖说，尽管老师已经尽最大努力照顾他，不公布成绩，他的卷子下课以后才会单独发给他，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嘲笑，“但在他的小社会里，他在长大，他知道自己不一样。”儿子常常问李慧颖，为什么我老是记不住？为什么别的同学考七八十分老师会在课上直接问，而他不会被质问？

“这种问题对孩子、家庭最大的伤害在于它是隐性的。”李慧颖说，如果孩子是自闭症或者其他残障问题，那是显现的，别人可能还抱有同情和理解。但孩子看上去活泼可爱，在外人看来，他成绩不好是父母不努力、不管孩子。“虽然已经不去跟人比，但在中国这种学习环境中，压力自己也会给自己，因为你终归是一个社会人幼儿园拼音教案怎么写，谁不要个面子？不较个劲？”李慧颖说。

“学习困难”门诊外形色匆忙的家长

如何接住“偏离标准”的孩子？

“学习困难”门诊试图解决一系列病症，但这个问题也关乎教育——家庭如何接住一个“偏离标准”的孩子，学校、社会又有多大的空间接纳他们。

王虹是我在“学习困难”门诊中遇到的最纠结的一位家长。她是一个初一孩子的妈妈。升初中以来，班主任经常给她打电话，话语间，那句“你家孩子不正常”像刀子一样插进她心里。

2月底，她第一次带儿子来到门诊。确诊“ADHD”后，医生开了药。吃药第一天，班主任发来消息说“今天白天表现比较好”——儿子不再打扰别人，也不学着老师做动作。但代价是，他恶心呕吐、浑身乏力，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王虹担心儿子的身体，只吃了一天药就停了。她告诉班主任自己停药了，想再观察观察。这之后，她有一种孩子被老师放弃了的感觉——儿子作业没完成，班主任也不再发消息了。

王虹说，儿子的班主任曾经想让她给孩子办休学，“老师要的是好管理的孩子”，她的儿子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停药以后，原本计划带着儿子去医院看看，但江苏又出现了疫情，他们现在无法出行。

对于老师而言，与这样的孩子打交道并非易事。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位老师发布的动态：让患有重度多动症和学习障碍的孩子拉低一个班级的优秀率和平均分，对教师真的客观公平吗？

这位老师是北京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对这个孩子的关照占用了她很大一部分时间。她每周要上八九节课，还要备课、判作文、判卷子。作为班主任，她同时要负责疫情排查，随时跟家长交流。在这之外，她每天要拿出时间，一对一地盯着这个孩子改错。

“神农尝百草”这五个字，她盯着他抄了10遍，考试的时候，他依然写成“神农藏百草”。一起阅卷的老师看到这个答案，打趣说，“写得真逗。”她说，“我真的已经付出努力了，他耗费我太多精力，但收效太少。”

这个孩子拉低了全班的平均分，语文考试，别人几乎都是90分，他只有70多分。评优秀作业，只要查到他的，影响就会很不好。她说，“他伤害不了你，你也别想赶走他，只能把他熬走，等他毕业。很无奈，面对这样的孩子，学校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在采访中，这个老师也表露出对这个“不符合标准的孩子”未来的担忧。她说，上了初高中以后，课业负担加重，不会再有老师手把手教他，而学习是一生的事，眼下的方法并不是长久之计。

来门诊那天，陈颂文和吴丹丹交流过，想给孩子休学。妻子李慧颖中文系毕业，计划自己在家教。吴丹丹阻止了，“一定要维持他正常的社交功能，彻底把他带回家，他很快就会边缘了。他会愈发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之所以产生休学的想法，因为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孩子。儿子现在座位前后左右的同学，李慧颖都找他们的家长“打过招呼”。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青春期，儿子的情绪会发生变化。升了初中，也许不会再有这么好的同学和老师关照，他又该怎么去面对……只要一想到这些以后需要看运气的事情，她就会感到焦虑。

采访中，几位医生都提到，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些孩子一半的时间在家庭，另一半在学校，既需要家长的关注，也需要老师的鼓励。吴丹丹说，来门诊，最理想的状态是家长和老师一起来。但她只遇到过一次。

那是一位小学老师，她每两个月跟着家长来一次，能列出孩子在学校发生了几次冲动性的行为以及他的情绪状态。这个孩子在服药一年后就停药了，治疗效果非常好，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父母意识到问题，投入了时间，老师的付出也必不可少。“这样的孩子非常考验家庭、学校在内的每一方的应对能力和配合程度”。

陈颂文也想过让儿子离开应试教育体系。他打听了一些在广州、上海的更适合儿子的学校。但一年学费20万元，加上住宿、生活开销得四五十万元。他也咨询过生活在北欧的朋友，得到的答复是，像他儿子这样的孩子在那边也很常见，但他们没什么压力。对于那里的孩子而言，真正坐在课堂里学知识的时间并不长，大量的时间都在户外运动、画画等。朋友说，“我们（自己）都是从应试教育里起来的，这个真的不一样”。

对于陈颂文而言，现实的问题是，即便在数年几百万的投入之下，他的孩子最终还是要进入社会，而社会竞争是很残酷的。

一位成人“阅读障碍”患者告诉我，她在高中时期才确诊，在那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脑袋里长了肿瘤。之后又诊断出重度抑郁症，加之家庭环境的动荡，她的状态也时好时坏。大专毕业后，她找过很多工作，在一家制作投标书的公司因为看字颠倒的问题，干了两个月就走了。在奶茶店，因为记东西颠倒，小料总放错，一周后也辞职了。目前，她已经两年没有上班，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学习困难”门诊的忙碌和焦虑也还在持续着。

家长们请假、调班，有的特地从外地赶来，行色匆忙。在呼叫下一个就诊人的间隙，不断有家长推门询问：能不能加号？3月8日这天，距离上午的门诊结束还有9分钟，吴丹丹已经加了12个号。她又开始重复回答家长们的疑问：用药的副作用？要吃多久的药才能好……

在采访最后，她和我说，用药物改善孩子的核心症状很容易，但想真正改善他的社会功能，单靠医生、单靠药真的很难。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除吴丹丹、刘倩琦、黄懿钖外，均为化名）

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守望变革中国的纵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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