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葛剑雄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时，在北京(3)

在本不肥沃的政治学园地荒芜过几十年后，“取经”是非常必要的，“效仿”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停留在“取经”与“效仿”阶段，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就谈不上完成。在“取经”与“效仿”的过程中，那些勤于思考的中国政治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政治学关注的问题未必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关键问题，西方取来的“经”未必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政治。复旦大学 葛剑雄这就为下一个飞跃——本土自觉——打下了认识论的基础。早在1989年，通过独立思考，王沪宁已开始尝试梳理出可能长期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六对关系：价值与操作，文化与体制，民主与权威，分化与整合，稳定与发展，情感与理性。[16] 20多年后回头看，这种概括显得有点过于思辨、宽泛，但本土自觉的冲动已跃然纸上了。

1992年以后，王沪宁的本土自觉逐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前，他发表了21篇文章，焦点集中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上。1994年，在梳理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时，王沪宁总结道：

“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模式。这个民主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保障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难以形成”。[17]

这短短几句平实的话，想必是多年反思的结晶，即使今天看，也还是极具启发性。更重要的是，王沪宁指出，要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课题，必须关注四大关系，即超大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一党领导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这四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与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对这些问题，王沪宁认为，“西方政治学没有给出现存答案，恐怕也难以给出现存的答案”。不过，恰恰因为中国政治学者必须处理这样一些问题，王沪宁自信地预言，“中国政治学大有可为”。[18]

不仅王沪宁一个人在其学术实践中走过了从“取经”到“自觉”的历程，恐怕大多数中国政治学者都经历了相似的轨迹，包括像我这种曾留学国外的学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步迈过了前行道路上的一个个坎。90年代中期已进入“本土自觉”境界的王沪宁大概属于先知先觉者；时至今日，相当多的学者也许仍处于“取经”与“效仿”阶段。

不过，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过去30年发展迅速，让过来人回顾起来不免有恍若隔世的感觉。[19]

首先，政治学教育蓬蓬勃勃。现在已有百余所高校设立了政治学系或者政治学专业，培养层次从学士、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30年前，中国可以称得上专业政治学者的人寥若晨星；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会目前已拥有团体会员近百个，个人会员千余人，浩浩荡荡、蔚然成军。[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