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葛剑雄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时，在北京(2)

在起步之初，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于1980年拟定了一份《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9]这个计划包含的四类研究课题已经预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未来30年的发展路径。列在首位的研究课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马、恩、列、斯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第二类课题是对外国（实际上主要是欧美国家）政治与政治学的介绍，如“西方各国政治制度（英、美、法、德、日）”，“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外国政治学现状”，“评述福利国家”。第三类课题是与当代中国相关的政治学研究，如“基层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国家干部制度”，“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设置、变化情况”，“市、区、县与省、市、自治区的关系”。最后一类课题是中外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政治思想史，如“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各国政党史”，“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中国政治学说史”、“西方政治学说史”。

过去30年，虽然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但大致还是不出这么几个路向。不过，研究的参照系与重点却在有意无意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5年，《政治学研究》创刊时，首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在发刊词中强调，研究政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根据改革的需要，制定科研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10]毫无疑问，那时政治学研究的参照系就是国家意识形态。而到了新世纪，谈到意识形态时，一些政治学者已开始使用过去时。在新一代学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真正需要的是，参照西方政治学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politics)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s)。[11]

至于研究重点的变化，中国政治学在过去30年似乎经历了“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先是从编译起步，重点是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学的源流。继而试图将从西方学来的概念、模式、理论、方法大而化之地用于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泛泛的分析。其后思考逐步深入，开始形成中国本土问题意识，致力于梳理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并从“古今”与“中外”的比较视角对它们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

新一代政治学人的佼佼者——王沪宁——的学术生涯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2]从1981年在《读书》上发表“卢梭政治思想的绵延：《社会契约论》读后札记”开始，[13]到1986年中，他在期刊上发表了23篇文章，[14]其中21篇是译介西方政治学，如“拉斯韦尔及其政治学理论”（1983）、“生物政治学简介”（1983）、“美国政治学的系统分析学派”（1985）、“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述评”（1985）、“当代西方政治多元主义思潮评析”（1986）。[15]这时的中国政治学者大概都像王沪宁一样，带着无限的求知渴望，试图了解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新趋势、新学派、新思潮，学习、借鉴新方法。他们大量阅读，苦苦思考，每有心得，便急不可耐地希望向同行推介，尤其是像王沪宁这样精通英、法两国文字的学者。

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王沪宁的研究重点移至本国。到1992年上半年，他在6年时间里发表了32篇文章，其中属于译介性质的只有一篇，与前一个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看得出，前一时期的学术积淀对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复旦大学 葛剑雄虽然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的政治现象，但他借助的关键概念和分析工具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意识形态划定的范围，而是更多地源自当代西方政治学，论文列出的参考文献往往多半是欧美学者的著作。这期间，王沪宁的研究主题相当宽泛，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民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秩序、政治腐败、中央地方关系、行政体制改革，以至于政治审美、住房改革、村落家族文化、日美关系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确，对西方政治学有所了解后，那时不少中国政治学者都跃跃欲试，希望展示新学来的分析工具如何有助于剖析中国的种种政治现象。